五 (第2/2页)

他拿着书下楼结账。柜台后的店员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抬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书。
　　
　　“先生喜欢狄更斯？”
　　
　　“听说这个译本不错，”林见清说，努力让声音自然，“买来送朋友。”
　　
　　店员点点头，熟练地包好书，用细绳扎好。林见清付了钱，接过书，走向书店深处的咖啡角。那里有几张小圆桌，已经坐了两三个人，都在安静地看书或写东西。他选了个靠墙的位置坐下，点了杯咖啡。
　　
　　咖啡很苦，他没加糖。他翻开书，找到第两百三十页。那一页正好是大卫·科波菲尔在萨伦学校受辱的段落：“我成了一个可怜的小家伙，被全世界遗弃了……”他按照指示折了一个角，合上书，放在桌边。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很难熬。他不敢东张西望，只能假装看书，书上的字一个也进不了脑子。耳朵竖着，捕捉周围的每一个声音，翻书声，低语声，楼梯的吱呀声，咖啡勺碰杯壁的轻响。时间缓慢，黏稠。
　　
　　就在他以为不会有人来的时候，对面坐下了一个人。
　　
　　是沈世钧。
　　
　　他今天穿了件浅灰色的西装，没打领带，手里拿着一本《建筑月刊》。看到林见清，他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惊讶，随即化为微笑。
　　
　　“顾先生？真巧。”
　　
　　林见清的心脏停跳了一拍，又疯狂地擂起来。他强迫自己露出笑容，那笑容一定很僵硬，他尽力了。
　　
　　“沈先生，好久不见。”
　　
　　“是啊，自从上次在北平一别，有两年了吧？”沈世钧很自然地接话，在北平见过，“听说您的‘雅集斋’在战乱中损了些藏品，真是可惜。那对雍正粉彩碗，保住了吗？”
　　
　　试探。林见清的手心在冒汗。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借这个动作争取了几秒钟时间。
　　
　　“碗是保住了，”他说，努力让声音平稳，“铺子挨了炮，大半的货没了。不得已，南下来看看机会。上海这边，懂行的朋友多。”
　　
　　“那就好。”沈世钧点点头，翻开手里的杂志，不经意地问，“顾先生今天来买书？狄更斯？我记得您以前更爱读明清小品。
　　
　　“换换口味。”林见清说，“乱世读乱世的书，也许能读出点别的滋味。”
　　
　　沈世钧抬起眼，看着他，看了很久。那目光要把他一层层剖开，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顾先生说得对。”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狄更斯写《双城记》，开头就是‘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大概也算是最坏的时代了。只是不知道，最好的时代什么时候来。”
　　
　　“总会来的。”林见清说。
　　
　　“也许吧。”沈世钧合上杂志，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顾先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您说。”
　　
　　“您来上海，是做生意，求财。这很好。有些生意，能做；有些生意，不能碰。”沈世钧盯着他的眼睛，“比如古董，真真假假，水深。又比如……信息。信息这行当，比古董的水还深，淹死的人也多。您是个文明人，不该蹚这种浑水。”
　　
　　林见清迎着他的目光。“沈先生指的是？”
　　
　　“我指的是，”沈世钧一字一句地说，“一个叫叶曼丽的记者，最近在打听一些陈年旧事。关于工部局，关于老工程，关于一些早就退休甚至可能已经死了的人。她背后有人，这个人代号‘裁缝’，是个难缠的角色。再难缠，也有不耐烦的时候。如果‘裁缝’觉得叶曼丽查得太慢，或者查到了不该查的东西，那她的下场，不会比苏文渊好。”
　　
　　空气凝固了。咖啡角里，有人在轻声咳嗽，有人在翻页。这些声音都变得遥远，模糊。林见清能听见的，只有自己心跳的声音，还有沈世钧平静、残酷的话语。
　　
　　“沈先生和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沈世钧靠回椅背，恢复了平常的语气，“如果你真的是顾明远，是个来做生意的古董商，那就离叶曼丽远点。如果你不是……”他顿了顿，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温度，“那就更该小心了。因为‘裁缝’最近很着急，着急的人，做事往往不留余地。”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和上次给林见清的那张一样，只有一个名字和一行电话号码。
　　
　　“我还是那句话，”他把名片推到林见清面前，“如果你改变主意，或者遇到麻烦，打这个电话。我能帮的，会帮。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下摆，又看了一眼桌上那本《大卫·科波菲尔》。
　　
　　“狄更斯是好作家，”他说，“他写的时代，血流成河。我们这个时代，血也在流，只是流在暗处，没人看见。顾先生，好自为之。”
　　
　　他转身离开，皮鞋踏在木地板上，声音清脆，均匀，渐渐远去。
　　
　　林见清一个人坐在那里，很久没动。咖啡已经凉透了，表面结了一层皱巴巴的膜。他拿起沈世钧留下的名片，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他看向那本《大卫·科波菲尔》，折角的那一页，一个小小的、沉默的痕迹。
　　
　　他知道，沈世钧看穿了他。也许不是全部，至少看出了他不是顾明远，看出了他和叶曼丽有关系。那句“如果你不是……”是警告，也是最后的通牒。
　　
　　他该离开吗？该打那个电话吗？该接受沈世钧的“帮助”，去香港，去安全的地方？
　　
　　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画面：苏文渊蘸着黄酒在桌面画字的样子，陈默塞给他钢笔时冰凉的手指，药店店员被带走前那个悲哀的眼神，叶曼丽说“得让他们痛，让他们怕，让他们付出代价”时眼里那簇冰冷的火。
　　
　　还有父亲。那个老私塾先生，在病榻上拉着他的手说：“见清，读书人一辈子，不求闻达，求心安。心怎么安？对得起你读过的书，对得起你写下的字，对得起天地良心。”
　　
　　他睁开眼，拿起那本《大卫·科波菲尔》，站起身，走出咖啡角，下楼，离开书店。
　　
　　外面天阴得更沉了，云层厚厚地压下来。他站在街边，看着车水马龙，人潮汹涌。这座孤岛依然在运转，舞厅在营业，电影院在放新片，百货公司在打折。没有人知道，在某个书店的咖啡角，刚刚结束了一场决定生死的对话。
　　
　　他叫了辆黄包车，报出安全屋的地址。车子动起来时，他回头看了一眼“文艺复兴”书店的招牌。绿色的字，在灰暗的天空下显得陈旧、疲惫。
　　
　　他想，沈世钧说得对。血在流，只是流在暗处。他要做的，就是让这些血流到明处，让该看见的人看见，让该记住的人记住。
　　
　　这是他的选择。也许愚蠢，也许天真，这是他的选择。
　　
　　车子拐进一条小马路，两旁的梧桐树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桠指向天空。雨又开始下了，细密的，冰冷的，打在他的脸上。
　　
　　他抱紧了怀里的书。那本狄更斯，那个折角，那个尚未送出的信号。
　　
　　路还很长，夜还很深。他必须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