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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弟弟

第八章 弟弟 (第1/2页)

“半杯”开在崇大后门那条最窄的巷子里,夹在一家二手书店和一间卖炒饭的大排档中间,门脸小得过分。招牌是一块手写木牌,挂在生了锈的壁灯下面,上面的字被雨水冲淡过好几轮,只剩“半杯”两个字还勉强可辨。
  
  年霁川推开玻璃门,门口挂着的风铃发出一串闷响。
  
  咖啡馆里只开了一排暗黄色的壁灯,光线昏暗得像傍晚。吧台后面没有店员,墙角卡座里也没有客人。整个空间只有靠窗的最后一个卡座里坐着一个人。
  
  男生,二十岁左右。穿着崇大工商管理系的藏青色院服,袖子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瘦而结实的手腕。面前摊着一本打开的书,手里端着一杯黑咖啡。看见他们进来,他放下杯子,抬起头。
  
  年霁川停住了脚步。
  
  眼前这张脸,和他有五六分相似。眉眼像,鼻梁像,下颌的线条也像。但同一套五官长在两个人身上,气质却截然不同。年霁川的冷是往下沉的,像深水;陈维安的冷是往上浮的,像薄冰。他的眼型比他哥更狭长一些,看人的时候习惯性地微微眯起,右眉眉尾有一条很细很淡的疤,不仔细看发现不了。
  
  “来了。”陈维安的声音和电话里一样,带一点沙哑,“坐。”
  
  年霁川在他对面坐下。玉晚词在他旁边坐下。
  
  这是她第一次从近处看陈维安。他的手指修长,指尖有长期握笔磨出的薄茧。面前摊着的那本书是《公司法原理》,扉页被他用铅笔写满了批注,字迹很小很挤,像是怕浪费纸张。手边放着一个黑色保温杯,杯身上印着“崇城市第一中学”的字样——那是崇城一中,她和他哥的母校。
  
  “你是玉晚词。”陈维安把目光转向她,语气不是疑问,是确认。
  
  “嗯。”
  
  “比照片里好看。”
  
  “照片?”
  
  “年广良的办公桌抽屉最底层。”陈维安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语气很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他跟年霁川断绝关系之前,让魏老三把你俩的都查了一遍。你的资料有十三页,照片有七张。其中一张是你在高中天台上的侧脸,偷拍的。我上次看到那张照片已经是三年前了,年广良当着我的面把那些资料撕碎烧掉的。”
  
  玉晚词的胃微微缩紧了一下。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原来在她一无所知的时候,年广良的阴影就已经笼罩过她。
  
  “他说什么了?”年霁川的声音沉下来。
  
  “他说,除掉你之前,先把你身边的人查清楚。看看你有没有把那些事告诉别人。”陈维安放下杯子,目光在他们两人脸上来回走了一趟,“我猜你没告诉。她刚才听见我说‘偷拍照片’的反应,不像是提前知道的样子。”
  
  年霁川的下颌绷紧了。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慢慢收紧,骨节泛白。
  
  “你妈知道多少?”陈维安转了话题。
  
  “林教授告诉我的。”年霁川说,“十七年前。”
  
  “她告诉过我。”陈维安从书包里抽出一个文件夹放在桌上,“我十四岁那年,她把年广良的真面目全部告诉了我。包括你妈的事,包括她为什么会成为年广良的情妇,包括年广良把亲哥哥送进监狱的全过程。”
  
  “然后她说——‘妈不是好人,但妈不想让你一辈子活在骗局里’。”
  
  年霁川没有说话,但他的沉默不再是拒绝。陈维安推过文件夹,年霁川打开翻开第一页,是一份手写的记录。抬头写着四个字——“年氏账目”。
  
  记录异常详整,按年度分类,每条记录都标注了日期和经手人。从地皮成交价和实际报税价之间的差额,到工程回扣的具体百分比,再到行贿礼金的明细。越往后翻越惊心——年广良在崇城官场的关系网被画成一张树状图,市里的、区里的,上上下下十几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标注了联系人和交易内容。
  
  “这些东西你是怎么拿到的?”年霁川合上文件夹。
  
  “我妈是会计,年广良早年的账是她做的。”陈维安的语气平静到近乎冷漠,“年广良让她把账做得漂亮一点,她就做得比法律允许的漂亮了一点。后来年广良把她从公司里踢出来,只给她一套房子和每月的生活费。她手里就留了这么一份备份。”
  
  “为什么给你?”
  
  “因为她不敢给。”陈维安的嘴角微微弯了弯,那个弧度里没有笑意,“拿这笔账威胁年广良,她不敢。扔给检察院举报,她不敢。留着自己看,又天天做噩梦。所以她给了我。她说——‘你比妈胆子大,你看着办’。”
  
  窗外有学生骑车经过,铃铛响了两声。隔壁大排档的炒锅翻了一个大火苗,从玻璃窗透进来一瞬间的橙光,把陈维安脸上的表情照亮了又暗下去。
  
  “那你为什么现在拿出来?”
  
  “因为他完了。”陈维安靠进椅背,“不是今天才完的。你从瑞士回来,做了工程院的那个项目之后,他就开始走下坡路。去年他在城西那块地的标书上动的手脚被人举报了,他查了三个月没查到谁干的。”
  
  “是你?”
  
  “嗯。”陈维安的语气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妈不敢做的事,我替她做了。匿名信,一次。他怀疑过身边所有的人,唯独没有怀疑过我。因为在他眼里我是他最听话的狗。他从没想过狗会反咬主人。他以为他扔块骨头就够了。但我不想要骨头。”
  
  他停了一下,目光与年霁川平齐。
  
  “我想要他死。”
  
  整个咖啡馆的空气为之一凝——不是仇恨激荡的咆哮,而是某种被压到极致后、沉甸甸落在桌面上的平静。那种平静比愤怒更危险,因为它不是发泄,是决心。
  
  玉晚词看着这个十九岁的少年,心里漫上一层复杂的情绪。他和他哥一样,被同一个男人毁掉了本该完整的童年。但年霁川的反抗是往外逃——逃出那个家,逃出那座城,逃开所有他想保护的人。陈维安却是往里钻——把自己变成对方阵营里最不起眼的一颗棋子,潜伏十年,只等最后翻盘的那一刻。
  
  两种活法,哪一种都不该是一个少年该经历的。
  
  “你叫我哥。”年霁川开口,“什么时候知道的?”
  
  “十四岁。”陈维安端起冷掉的咖啡喝了一口,“那年妈把所有事告诉我之后,我一个人在床上躺了三天。然后我做了两个决定。第一,我要让年广良垮掉。第二,我来找你。”
  
  “找过吗?”
  
  “找过。”陈维安把目光移向窗外,巷子里有个外卖骑手正在倒车,雨布在风里啪嗒啪嗒响,“高三那年,你参加物理竞赛省赛。我在考场外面站了三个小时,看你们排队进去,又看你们陆续出来。你走在最前面,穿着崇城一中的校服,旁边有人说‘那就是年霁川’。我从你面前经过,离你不到一米。你没看到我。”
  
  年霁川的睫毛动了一下。高三那年,物理竞赛。他记得那场考试——他妈刚去世两个月,他在考场上把最后一道大题空着,盯着窗外的麻雀看了整整十分钟。
  
  “为什么不叫我?”
  
  “叫了说什么?‘你好,我是你爸在外面生的儿子’?”陈维安难得笑了一下,“那时候你刚从ICU出来,瘦得风一吹就倒了。我怕你听到这个消息直接从楼上再跳一次。况且你身边已经有人了——”
  
  他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玉晚词,然后收回来。他记得很清楚,那天年霁川走出考场,一个扎马尾的女生跑过去,把自己的围巾套在他脖子上,说“考得怎么样”,他哥说“还行”,女生笑了。那一刻他站在人群里,像隔着玻璃看另一个世界。
  
  “后来呢?”年霁川问。
  
  “后来我去了年广良的公司,以他儿子的身份。”陈维安说,“他要我学工商管理,我就学了。他要我毕业后进年氏,我答应了。他以为我很听话。他不知道我每答应他一次,就在心里记一笔账。”
  
  他伸手敲了敲桌上那个文件夹。
  
  “这些,加上你那边的证据,加上你妈被非法拘禁延误治疗的案子,够他在里面待一辈子了。他在里面的时候,年氏群龙无首,魏老三被抓了,剩下的高管会开始内斗。到时候年氏只有两条路——要么破产清算,要么被人接盘。”
  
  “谁接?”
  
  “我。”陈维安说。
  
  这个字落得很轻,却像一颗石子扔进平静的湖面。
  
  “我妈怀我的时候年广良签了一份协议,承认我是他儿子,协议上有他的亲笔签名和指纹。在法律上,我姓年,是年氏唯一合法的继承人。”陈维安的语速慢慢快起来,“年霁川,你是他养大的儿子,但你不是他亲生的。我是他亲口承认的儿子,但我也不是他亲生的。这很可笑——他这辈子养的两个儿子,没有一个是他的种。”
  
  “但这就是法律事实。你妈当年没有给你办正式的亲属关系公证,因为她不敢。但我妈办了。年广良亲手签的字。”
  
  陈维安的嘴角浮起一丝弧度,那笑意冷得像刀锋边缘的寒光。
  
  “这就意味着,年氏的东西,他有份给你,但没有全部给你。你拿股份,我拿控制权。你我联手,年氏就不需要再姓年了,可以改姓。”
  
  他说到“改姓”的时候没有看年霁川,而是低头看着自己杯子里的咖啡渣。那些细碎的棕色颗粒在杯底沉淀成一个不规则的圆。
  
  年霁川开口了。
  
  “你一个人计划了多久?”
  
  “四年。”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因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站在我这边。”陈维安抬起头,他的眼眶边缘有一圈极淡的红,“你在年家的时间比我长。他培养你、给你最好的资源、让你出国读书、让你在所有人面前当他的骄傲。你恨他,但你和他之间有二十年。这二十年里,除了最后三年,你过的是人上人的生活。”
  
  “这算人上人的生活?”年霁川的声音尾音微微上扬。
  
  “至少你在聚光灯下。我在灯后面。”陈维安看着他,“从小到大,你拿奖,他在酒桌上跟人炫耀。我呢?他从来不提我的名字。过年的时候他去你家——你们家——吃年夜饭,我和我妈在城北小区里煮速冻饺子。有一年我问他,为什么不带我去过年。他说,你还不够格。”
  
  年霁川陷入了沉默。
  
  “你问我为什么一个人计划四年。”陈维安的声音轻下来,“因为我习惯了。我妈从小教我,不要相信任何人。她说你看看年广良,他连亲哥哥都能害。亲人是最靠不住的东西。所以我不敢找你。我怕你知道了以后,转手就去告诉他。或者你知道了以后,觉得我不配当你弟弟。”
  
  年霁川看着陈维安,看了很久。然后他做了一个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动作——他伸出手,把桌上陈维安那个黑色保温杯拿过来,拧开盖子喝了一口。
  
  陈维安的瞳孔猛地缩了一下。那是他的杯子。这个细节太小了,小到玉晚词差点没注意到。但陈维安注意到了。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几不可见地蜷了一下。
  
  年霁川放下杯子。“水凉了。”
  
  “那是咖啡。”
  
  “更难喝。”
  
  陈维安愣了半秒。然后他突然低下头,肩膀抖了一下。不是哭。是某种被压了很久很久的东西,在这一瞬间猝不及防地涌上来,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接,只好低下头。
  
  他十四岁那年在物理竞赛考场外面站了三个小时,不敢叫一声哥。十九岁坐在这家小咖啡馆里,递上自己攒了四年的底牌,然后等着对方翻牌。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他没做过最好的。
  
  年霁川把杯子推回去。“你说完了?”
  
  “嗯。”
  
  “那轮到我说。”年霁川身体前倾,双手交叠在桌面上,与陈维安的目光平齐,“年广良倒了之后,年氏归你管。我只有一个要求——城西那块地的开发权,取消。原址上十七户人家的安置方案,全部重做。还有当年被他强拆的城东老住户,找到还在世的,按现在的拆迁补偿标准赔。赔不出来就卖资产。”
  
  “你拿什么身份提这个要求?”陈维安直视他。
  
  “年广智的儿子。当年你爸想守住的那块地,现在我来守。”年霁川说。
  
  咖啡馆的风铃又响了。一个外卖员探头进来,看见没有店员,又退了出去。没有人管他。玉晚词在这一刻忽然走神了一瞬——她想起高三那年冬天的某个傍晚,年霁川在天台上跟她说,他这辈子最讨厌拆迁。她当时以为他只是不喜欢工地上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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