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深圳！ (第1/2页)

从落雁坳到深圳，我走了三天两夜。
　　
　　第一天凌晨四点，我从镇上坐上了去县城的中巴车。中巴车是那种破得不能再破的老式客车，车身锈迹斑斑，座椅上的皮革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发黄的海绵。车里塞了二十多个人，过道上堆满了编织袋和蛇皮口袋，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烟味和晕车药的味道。
　　
　　中巴车在盘山公路上摇摇晃晃地开了六个小时。每过一个弯，车身就嘎吱嘎吱地响，像是随时要散架。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西装，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一路上都在打电话——“货发了吗？”“款到了没有？”“我跟你说，这个单子一定要拿下！”——说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话。一路上摇的昏昏欲睡，肚里翻江倒海。
　　
　　下午两点，中巴车到了县城。县城叫辰溪，坐落在沅江边上，比落雁坳大了不知多少倍。我没有时间多看，直接去了火车站。
　　
　　辰溪火车站很小，只有两个站台，候车厅里挤满了人。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背着编织袋，穿着旧衣服，脸上带着一种既期待又茫然的表情。他们是去外地打工的。去广东、去浙江、去江苏。去工厂、去工地、去餐厅。
　　
　　这是2000年代最后几年的事。打工潮正猛，村里稍微年轻一点的都出去了。留在家里的，不是老人就是孩子。
　　
　　我买了一张去广州的火车票。没有座，站票。六十七块钱。我把钱递进售票窗口的时候，手抖了一下——这几乎是我全部家当的三分之一。
　　
　　火车是晚上七点的。我提前两个小时进了站，在候车厅里找了个角落蹲着。编织袋放在地上，当凳子坐。周围全是人，说话声、哭闹声、广播声混在一起，我静静地像别人一样，慢慢的直接躺在地上眯会儿。什么脏不脏的无所谓了。
　　
　　七点整，火车进站了。
　　
　　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站台。我被裹挟在中间，脚不沾地地往前移动。到了车门前，我才知道什么叫“挤”——不是走上去的，是被人推上去的。前面的往里挤，后面的往前推，中间的被夹成肉饼。
　　
　　车厢里更挤。过道上站满了人，厕所门口也站满了人，连座位底下都躺着人。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角落，把编织袋往地上一放，靠着车门坐了下来。
　　
　　火车开动了。
　　
　　窗外的夜景慢慢往后退——县城的灯光、村庄的灯火、然后是黑漆漆的山影。我内心像更多人一样，有些期待，更多是对明天的迷茫。
　　
　　这一夜，我几乎没有睡着。
　　
　　车厢里太吵了。有打呼噜的，有说梦话的，有打牌的，有哭的，有笑的。一个四川口音的女人在打电话，声音很大，断断续续地传到我的耳朵里——“妈，我到了……嗯，车上挤得很……没事，我能吃苦……钱我下个月寄回来……”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爷爷的样子。他坐在竹椅上晒太阳的样子，他抽烟袋的样子，他教我认罗盘的样子。想着想着，眼眶就热了。但我没有哭。爷爷说过，男人不能哭。哭了，就是认输了。
　　
　　第二天早上，火车到了长沙。又上来了一大批人，车厢里更挤了。我站起来，把位置让给了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她感激地看了我一眼，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说：“谢谢啊，老弟。”
　　
　　我笑了笑，往车厢连接处挪了挪。
　　
　　从长沙到广州，又开了十几个小时。火车经过衡阳、郴州、韶关，一路向南。窗外的景色在慢慢变化——山变矮了，树变密了，田地变多了。偶尔能看到一些工厂的烟囱，冒着白烟或者黑烟。
　　
　　下午四点，火车到了广州站。
　　
　　我随着人流走出车站，站在广场上，第一次看到了大城市的样子。
　　
　　广州站很大，比辰溪的火车站大了一百倍都不止。广场上人来人往，拖着行李箱的、背着包的、举着牌子的、吆喝着拉客的。广场对面是一排高楼，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着光，刺得我眼睛发酸。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稀奇。
　　
　　但我没有时间在广州停留。我要去的是深圳。
　　
　　我问了几个路人，重于过天桥找到了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深圳的车票。四十五块钱。大巴是那种豪华大巴，有空调，有电视，座椅软得跟沙发一样。我坐上去的时候，小心翼翼地，生怕把座椅弄脏了。望着车窗外这片神奇炎热的土地。不敢想象以后得日子，爷爷走后，我的心仿佛是空落落的。
　　
　　大巴从广州出发，走广深高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那么宽，那么平，车跑得那么快。窗外的风景飞速往后退，像是有人按了快进键。
　　
　　两个小时后，大巴到了深圳。
　　
　　我在罗湖汽车站下的车。
　　
　　站在出口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傻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高楼。
　　
　　它们像一根根巨大的柱子，插进灰蒙蒙的天空里。夕阳的余晖照在玻璃幕墙上，反射出刺眼的光。我仰着头数了数，一栋、两栋、三栋……数到十几栋的时候就数不清了。它们太高了，高到我要把脖子仰到极限才能看到顶。
　　
　　最高的那一栋，顶上有两根天线，直直地指着天空。我下意识地想起了爷爷教过我的东西——那是“文昌塔”的格局。高楼为笔，天线为锋，主文运、主功名。能在城市中心建这么一栋楼的人，一定请过高人看过风水。
　　
　　马路上车流如织，喇叭声此起彼伏。小汽车、公交车、出租车、大货车，一辆接一辆，几乎没有缝隙。我在落雁坳见过的最大的车就是拖拉机和农用车，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车，脑子嗡嗡的。
　　
　　人行道上的人走得飞快。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没有人多看任何人一眼。穿西装的、穿工服的、穿裙子的、穿拖鞋的，各种打扮的人混在一起，像一条流动的河。
　　
　　空气里有一种奇怪的味道。不是山里的草木味，也不是村里的炊烟味，而是一种混合了汽油、灰尘、食物和汗水的味道。说不上难闻，但让人鼻子发痒。
　　
　　我站在出口处，背着编织袋，穿着一双沾满泥巴的解放鞋，跟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有人从我身边走过，瞥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好奇、有嫌弃、也有漠不关心。
　　
　　爷爷说，城市是风水的极致体现。自然山水是天地生的，而城市是人造的山水。楼是山，路是水，人是气。城市风水比自然风水复杂一万倍，因为人心复杂。
　　
　　我当时不太懂。但站在罗湖汽车站门口的那一刻，我似乎有点明白了。
　　
　　这么多楼，这么多车，这么多人，这么多欲望——这股“气”该有多乱？
　　
　　我找了个公用电话亭，给我爹打了个电话。
　　
　　电话亭是那种透明的玻璃亭子，里面有一台红色的电话机，旁边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市内电话0.5元/分钟，国内长途1元/分钟”。我掏出一把硬币，数了数，有一块五。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喂？”那边很吵，有机器的轰鸣声，还有人在喊“这个货放那边”。
　　
　　“爹，是我，元良。”
　　
　　“……啥？你说啥？大声点！”
　　
　　“是我！元良！我到深圳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然后我爹的声音变了调，又惊又急：“你说什么？！”
　　
　　“我到深圳了！在罗湖汽车站！”
　　
　　“你……你……你来深圳干啥？！”
　　
　　“爷爷死了。我来找你。”
　　
　　又是沉默。这次沉默的时间更长。我听到电话那头有人在叫我爹的名字——“陈德厚！线头接好了没有！”“来了来了！”他应了一声，然后对着话筒说：“你在罗湖汽车站别动！我请假来接你！别乱跑！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别跟任何人说话！就在那等着！”
　　
　　“好。”
　　
　　电话挂了。我看了看手里的硬币，一块五还没用完。我把话筒放回去，走出电话亭，在台阶上坐了下来。
　　
　　深圳的黄昏来得比湘西晚。太阳已经落到高楼后面去了，但天还是亮的，是一种灰蒙蒙的亮。路灯亮了，霓虹灯也亮了，红的绿的蓝的黄的，把整条街照得五光十色。
　　
　　我等了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里，我看到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一个女人牵着一条狗从面前走过。那条狗比我在村里见过的任何一条狗都大，毛白白的，蓬蓬的，像一团棉花。女人穿着一身运动服，耳朵里塞着白色的耳机，目不斜视地走了过去。
　　
　　一个老头推着一辆小车，车上放着一堆矿泉水瓶子，叮叮当当地响。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头发乱糟糟的，脸上黑一道白一道。他看了我一眼，咧嘴笑了笑，露出几颗黄牙。
　　
　　一群年轻人从我面前走过，有男有女，都穿着一样的T恤，上面印着“华为”两个字。他们说说笑笑，声音很大，说的是我听不懂的话——不是英语，是粤语。
　　
　　还有一对情侣，手牵着手，从我面前慢慢地走过去。女孩子把头靠在男孩子的肩膀上，男孩子低头在她耳边说了什么，女孩子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看着他们，突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不是“还没融入”的那种不属于，而是从根本上、骨子里的不属于。他们的衣服、他们的鞋子、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走路的姿态，都跟我不一样。我像是一个从另一个世界掉进来的人，跟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解放鞋。鞋上还沾着落雁坳的红泥巴，干成了硬块，怎么抠都抠不掉。
　　
　　“元良！”
　　
　　一个声音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我抬头，看到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从人群中跑过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服，胸口印着“鑫达电子”四个字。工服的袖口磨破了，线头拖在外面。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全是汗，眼窝深陷，颧骨突出，比去年过年时又瘦了不少。
　　
　　是我爹，陈德厚。
　　
　　他跑到我面前，站住了。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胸口一起一伏的。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
　　
　　一年没见，他又老了不少。眼角的皱纹多了几道，鬓角的白发也多了一些。他的手粗糙得像砂纸，指甲缝里嵌着黑乎乎的油污。
　　
　　“你……”他张了张嘴，眼圈突然红了。
　　
　　他没有说完那句话，蹲了下来，双手捂住了脸。
　　
　　我站在他面前，不知道该说什么。从小到大，我跟爹就不亲。他一年回来一次，待几天就走。我们之间的话很少，少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他不是不想跟我说话，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爷爷……什么时候的事？”他闷声问，声音从指缝里漏出来。
　　
　　“半个月前。”
　　
　　“怎么不早打电话？”
　　
　　“村里没电话。我走到镇上才打的。”
　　
　　他点了点头，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擦眼睛。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脚边的编织袋。
　　
　　“就带了这些？”
　　
　　“嗯。”
　　
　　他从我肩上接过编织袋，拎了拎，皱了皱眉头：“这么轻？没带别的？”
　　
　　“带不了那么多。”
　　
　　“走吧，”他说，“先回我住的地方。”
　　
　　他转身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看着他佝偻的背影。
　　
　　他比我矮了半个头。我记得小时候，他很高，我要仰着头才能看到他的脸。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矮了。或者说，是我长高了。
　　
　　我们坐上了一辆公交车。
　　
　　车是那种两节车厢连在一起的“通道车”，中间有一段像手风琴一样的褶皱。我从没见过这种车，上车的时候愣了一下，不知道从哪里上。我爹拉了我一把，从后门上去了。
　　
　　车上人很多，没有座位。我爹把编织袋放在地上，让我扶着杆子站好。他自己站在我旁边，一只手抓着吊环，一只手护着编织袋，像是在护着一样怕碎的东西。
　　
　　公交车开动了。我透过车窗往外看，深圳的夜景在窗外一帧一帧地掠过。
　　
　　高楼、商场、写字楼、酒店、餐厅、银行、超市——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闪过。霓虹灯、LED屏、路灯、车灯、楼宇的轮廓灯——各种颜色的光混在一起，把夜空照得亮堂堂的。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亮的夜晚。
　　
　　在落雁坳，到了晚上，除了月亮和星星，什么都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要打着火把才能走路。但在深圳，晚上比白天还亮。亮到不需要路灯也能看清路边的招牌。
　　
　　我爹站在我旁边，一直没有说话。但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一直在看我。不是那种随意的打量，而是一种很用力的、想要把什么刻进脑子里的看。
　　
　　他从上到下地看我——看我的脸、我的肩膀、我的手、我的鞋。目光在我的解放鞋上停了一下，又移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看了一遍。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
　　
　　“瘦了。”他突然说。
　　
　　声音很轻，几乎被公交车的引擎声盖住了。
　　
　　我没听清：“什么？”
　　
　　“我说你瘦了。”他重复了一遍，声音大了一些，但依然很低，“比去年……瘦了。”
　　
　　去年。他说的是去年过年。他回了一趟家，待了三天。那三天里，我们说的话不超过二十句。他给我带了一双新鞋和一件棉袄，说是在厂里发的。我穿上棉袄，大了两号，袖子长出一截。他说“没事，还能长”。然后他就走了。
　　
　　“没瘦，”我说，“还胖了点。爷爷走了之后，张婶子老给我送吃的。”
　　
　　他点了点头，没有接话。
　　
　　公交车在深南大道上开着。深南大道很宽，宽到我在落雁坳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宽的路。双向八车道，中间有绿化带，两边有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路中间的绿化带里种着棕榈树和鲜花，在路灯下显得格外鲜艳。
　　
　　我爹又开口了。
　　
　　“你爷爷……走的时候，受罪没有？”
　　
　　“没有。”我说，“很安详。头天晚上还吃了一碗米饭，第二天就走了。”
　　
　　“那就好。”他的声音有些发紧，“那就好。”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又说：“我应该回去的。”
　　
　　这话说得没头没尾，但我听懂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