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9章 《民国时期的爱情》 (第2/2页)

老人停顿很久，才继续说：
　　
　　“总司令身中七弹。最后一刻，他对身边副官说：‘吾力战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惟望我等死后，能有面目见祖宗于地下。’”
　　
　　许鞍华眼泪，砸在笔记本上。
　　
　　“夫人，当时知道吗？”她哽咽问。
　　
　　“重庆方面，瞒了三天。”
　　
　　老人叹气，“最后还是冯治安将军，亲自去报丧。夫人听完，只说一句：‘我知道了。’然后转身进屋，三天没出来。再出来时，头发白了一半。”
　　
　　钱深打开皮箱，小心翼翼取出一个油纸包。
　　
　　里面是十几封泛黄信件，最上面一封字迹娟秀：
　　
　　“民国二十九年七月初七，吾夫殉国已七七四十九日。昨夜梦见他说‘敏慧，替我看看太平盛世’。醒来泣不成声。太平终会来，但与我共看之人已不在。今世既无此缘，便用余生守此誓言。不嫁，不改，不悔。”
　　
　　落款：李敏慧，于重庆。
　　
　　“这是夫人1949年离渝前，写给留在内地亲友的最后一封信。”
　　
　　钱深轻声说，“她说‘此去台湾，非为苟活，为守吾夫忠烈之名不蒙尘’。”
　　
　　邓丽君已哭成泪人，林成森默默递过手帕。
　　
　　“电影，”
　　
　　许鞍华擦掉眼泪，声音坚定，“必须对得起这份重量。”
　　
　　下午三点，剧本讨论会。
　　
　　张敬先生被安排在贵宾室休息，但老人坚持要参加。
　　
　　“总司令的故事，该让更多人知道。”
　　
　　他说，“特别是年轻人。现在台湾的课本，不提这些了。”
　　
　　赵鑫亲自推轮椅，把老人带到创作中心。
　　
　　“张伯伯，我们想用夫人的故事，但不是直接拍传记。”
　　
　　许鞍华恭敬说，“我们想探讨：当个人爱情遇上国家大义，当短暂婚姻遇上终身坚守，这种选择的重量。”
　　
　　老人点头：“夫人常对我说，她守的不是寡，是‘义’。夫妻之义，家国之义。她说‘吾夫为国尽忠，我当为夫尽义’。”
　　
　　黄沾飞快记录，嘴里喃喃：“为国尽忠，为夫尽义，这八个字，抵得过千言万语。”
　　
　　“所以电影里的遗孀，名字可以虚化，但精神必须真实。”
　　
　　赵鑫总结，“叫她林文秀吧。丈夫陈国忠，1940年殉国的少将师长。她1949年带七岁儿子到台湾，终身未嫁。”
　　
　　张国荣举手：“那我演的巴黎艺术家，是不是该有个对应？”
　　
　　“对。”
　　
　　王家卫声音，从扬声器传来（越洋电话一直通着），“巴黎艺术家不断换情人，是因为害怕承诺的重量。当他听说林文秀的故事，第一反应是‘这太不自由了’，但深入了解后，开始怀疑自己所谓的‘自由’，是不是只是逃避重量的借口。”
　　
　　“这就是对话。”
　　
　　许鞍华眼睛发亮，“一个不断摆脱重量，一个主动背负重量。最后在香港，艺术家问遗孀：‘你后悔吗？’遗孀答：‘我遗憾，但不后悔。遗憾他没能看到太平，不后悔替他守着这份太平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