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寰宇证伪 第十三章：文明之心 (第2/2页)

演示结束，灯光渐亮。会场一片寂静，随即爆发出激烈的掌声和低声讨论。来自友好国家的学者眼中闪着兴奋的光，他们看到了超越西方中心范式、真正平等对话的可能。而几位国际“修正派”代表则神情复杂，他们意识到，华夏学派不仅是在解构旧叙事，更是在试图搭建一个全新的、以东方思维为重要支柱的文明理解与对话框架。
　　
　　几乎在直播结束的瞬间，全球网络舆情监测曲线再次剧烈波动。赞美者称之为“东方智慧对人类的贡献”、“文明研究范式的革命”；抨击者则斥之为“文化软实力的包装”、“试图用玄学取代科学”、“新的意识形态输出工具”。争论的维度，从具体史实，陡然跃升至文明哲学与未来话语权的层面。
　　
　　赵海川在后台控制室，看着屏幕上雪花般掠过的国际舆情分析和安全警报，对身边的陈思源低声道：“‘文明之心’……这名字，既是内核，也是靶心。接下来，攻击会更集中于哲学和意识形态层面，他们会说这是‘中国模式’的全球推广，是‘数字儒家’的霸权前奏。”
　　
　　陈思源望着窗外杭州的夜景，轻声道：“那就让他们说吧。思想的种子一旦播下，就会自己寻找生长的缝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看待文明和未来的‘操作系统’选择。用不用，如何用，那是全人类共同的选择。但至少，选择项里，不再只有单一的一个了。”
　　
　　【历史闪回线】
　　
　　19世纪末，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库房深处。
　　
　　巨大的仓库里，堆叠着数不清的木箱、板条箱。空气中弥漫着灰尘、霉味和防腐剂的气味。几个穿着工装裤的馆员，正按照一位戴着眼镜、神色倨傲的学者的指示，打开一个刚从东方运抵的箱子。
　　
　　箱子里，是层层包裹的敦煌绢画、经卷，以及一些小型佛像和法器。它们大多色彩黯淡，但依旧能看出昔日的精美。学者拿起一幅残破的《引路菩萨图》，对着昏暗的灯光看了看，嘴角露出一丝满意的弧度。
　　
　　“编号登记，DunhuangCollection，第347箱。”他对旁边的记录员说，“品相尚可，绘画风格具有典型的‘东方异教’特征，对研究该地区的宗教艺术演变有参考价值。注意防虫，尽快制作目录卡片。”
　　
　　记录员快速记录着，对这些文物的具体内容、创作年代、在原有文化中的神圣地位一无所知，也漠不关心。它们在这里，只是“收藏品”，是“研究材料”，是帝国荣耀和知识霸权的物证。
　　
　　在另一个区域，来自埃及的石棺、希腊的雕塑碎片、亚述的浮雕被杂乱地放置在一起，跨越千年的文明结晶，在殖民帝国的仓库里，被简化为了分类学标签和殖民探险的战利品清单。
　　
　　那位学者走出库房，来到明亮宽敞的公共展厅。这里，经过精选和“专业”布置的文物，在柔和的灯光下向公众展示着一个被精心编排的“世界文明史”叙事：从埃及和两河的“人类童年”，到希腊罗马的“理性黎明”，经历中世纪的“黑暗”，再到文艺复兴的“复兴”和近代欧洲的“引领世界”。其他文明的文物，被巧妙地安置在这个线性进步框架的相应“阶段”或“旁支”位置，用以衬托主线故事的辉煌与必然。
　　
　　中国文物，被置于“古代东方”或“中世纪亚洲艺术”的范畴，其辉煌被视为过去的、静止的、可供欣赏的“美”，而其内在的思想脉络、制度智慧、以及与欧洲历史复杂的互动关系，则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或曲解。
　　
　　博物馆，这个现代性的知识圣殿，在其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与殖民掠夺、帝国建构、以及西方中心的世界历史观紧密捆绑。它不仅是保存文物的场所，更是生产特定文明认知的权力装置。每一件被展示的文物，其标签、摆放位置、灯光氛围，都在无声地言说着：谁在定义文明？谁在书写历史？谁在掌握诠释权？
　　
　　库房里那些尚未被编目、或永远不会被展出的更多文物，则在黑暗中沉默，如同文明记忆被割裂、被凝视、被重新赋义后，留下的无数喑哑的碎片。
　　
　　一个多世纪后，当“文明之心”的模型在东方亮起，试图用另一种逻辑整合文明记忆与未来想象时，它所挑战的，不仅仅是几段有争议的历史叙述，更是这套深植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关于文明的定义权、展示权和叙事权的隐形权力结构。
　　
　　历史的回响，从来不只是关于过去，更是关于未来将由何种记忆、何种智慧来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