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一定有预谋 (第1/2页)

铁皮棚的边角被夏日的阳光烤得发烫，地表温度能飙到38度，手一摸铁皮就烫得赶紧缩回来。
　　
　　棚顶的锈迹是暗红色的，像凝固的血痂，风一吹还会掉些棕褐色的锈渣，落在地面拼成星星点点的斑驳阴影。
　　
　　正中央那根开裂的旧木梁，是林凡从城郊拆迁房里淘来的，木纹里还嵌着半枚生锈的铁钉，梁上挂着他刚办没多久的营业执照。
　　
　　淡蓝色的纸质执照被透明塑料相框裹得严严实实，框边沾着的水泥灰是上次修棚子时蹭的，指腹一搓还能掉渣，执照上“日用百货零售”的黑色字迹用的是宋体，笔画规整，发证日期“1997年11月15日”的数字清晰得能看清墨迹的晕染，距现在不过半年零三天。
　　
　　正午的阳光斜斜穿过棚子的缝隙，像根金色的细针，正好扎在右下角的红色公章上，那团朱红泛着淡淡的金属光泽，像一块薄脆却管用的护身符。
　　
　　上周有个想收“保护费”的混混，看见这执照后，嘟囔着“有证麻烦”，骂骂咧咧地走了，替这个刚起步的小摊子挡住了不少闲杂麻烦。
　　
　　黑皮还是每天准时来报到，踩着午饭前半小时的点，晃悠悠地晃到窗口。
　　
　　他那件印着褪色大朵牡丹的花衬衫，洗得发皱，领口磨出的毛边里还沾着点去年冬天的棉絮，袖口卷到小臂，露出手腕上一道浅褐色的刀疤，据说是以前跟人抢地盘时划的。
　　
　　以前他总爱往棚子里挤，要么趁林凡转身拿东西时，从玻璃罐里抓一把“唐僧肉”零食揣兜里，要么顺手摸块橡皮就走，嘴里还嘟囔着“算你孝敬的”，唾沫星子能溅到林凡的手背。
　　
　　现在他规矩多了，只是伸出手，指缝里还留着上次修自行车沾的黑油泥，接过林凡递来的“哈德门”烟盒和娃哈哈AD钙奶。
　　
　　那烟是1块5一盒的经济烟，烟盒上的“哈德门”三个字是烫金的，边角已经磨得发白；奶是5毛钱一瓶的儿童饮料，瓶身上的娃哈哈头像嘴角还沾着圈淡红色的果汁渍，是林凡特意留给他的“规矩钱”。
　　
　　黑皮指尖捏烟盒的力度比以前轻了不少，指腹蹭过塑料相框时会下意识顿一下，眼神总绕着那本营业执照转，连“别耍花样”的嘟囔都压得低低的。
　　
　　像怕惊着什么，接过东西转身就走，花衬衫的衣角扫过棚边的狗尾草，草穗子晃了晃，他连多停留一秒的念头都没有，以前他至少会站着抽根烟，吐着烟圈跟林凡扯两句闲话。
　　
　　小棚子的生意像檐角滴下的雨，细水长流却掀不起波澜。
　　
　　每天的营收大多靠附近实验小学的孩子和筒子楼的邻居撑着：一年级的妞妞扎着两个羊角辫，发梢系着粉色的塑料花。
　　
　　每天放学都会来买1毛钱一支的铅笔，一次买两支，说一支写作业、一支画画，铅笔5分进1毛卖，一支能赚5分，她这单生意每天能给林凡添1毛利润；
　　
　　张婶下班路过时，总会拎着个印着“上海牌”的帆布包，来带一瓶1块2的酱油，酱油是从县城批发部进的，1块钱一瓶，一瓶赚2毛，她每周买两次，每周能赚4毛；
　　
　　李叔早起遛弯时，会揣着个铝制烟盒，来捎一包2块5的“红梅”烟，烟1块8进的，一包赚7毛，他隔天买一包，每月能贡献10块5的利润；
　　
　　偶尔有附近工地的工人来买块2毛钱的橡皮，橡皮1毛5进的，一块赚5分，工人大多会拿现金，硬币放在玻璃柜上叮当作响。
　　
　　算下来，一天能有七八十块的收入，刨去给黑皮的3块烟奶钱、10块钱的进货成本，铅笔5分钱一支进了200支，橡皮1毛5进了100块，作业本4毛钱一本进了50本。
　　
　　最后能落下二十三四块，赶上哪天孩子多，最多能落28块。
　　
　　这点钱够给笑笑买瓶1块2的纯牛奶，再去菜市场割两斤8毛钱的青菜，却远远撑不起“安稳”两个字。
　　
　　林凡住的筒子楼是1965年盖的，墙皮剥落得露出里面的红砖，楼道里的灯泡坏了半个月没人修，晚上只能摸黑走，楼梯扶手的油漆掉得只剩斑驳的黄印子，一摸一手灰。
　　
　　他家在三楼最里面，15平米的小单间，摆了一张木板床、一个掉漆的衣柜和一张折叠桌，就没多少空地了。
　　
　　一到雨季，床头就得摆个搪瓷脸盆接雨，脸盆是1980年厂里发的，边缘缺了个口，雨水滴进去“滴滴答答”的声音能响一整夜，早上起来盆里能积小半盆水，床沿都得湿一片；
　　
　　笑笑脚上的塑料凉鞋是去年买的，鞋底早就磨平了，鞋头裂了个小口子，脚趾头快从破洞里露出来。
　　
　　他上周去小商品市场问过，一双新的塑料凉鞋要15块，够买30瓶AD钙奶，犹豫了好几天还是没舍得；
　　
　　更别说以后送笑笑去好学校——县城的实验小学是重点，一学期学费180块，杂费120块，加起来300块。
　　
　　按他现在每月六百八左右的收入，得攒小半个月才能凑够，这还没算15块的书本费和60块的校服钱，校服是蓝白相间的运动服，笑笑每次路过学校门口，都会盯着穿校服的孩子看半天。
　　
　　林凡坐在棚子角落的小马扎上，看着王猛给妞妞拿磁性写字板。
　　
　　王猛是他的同乡，比他小两岁，从老家来县城打工，在工地搬了三个月砖，老板跑了没拿到工资，就来帮他看摊。
　　
　　林凡管早晚两顿饭，中午王猛自己啃馒头，一个月给150块，比在工地干体力活少50块，但胜在安稳。
　　
　　王猛的手掌又大又粗，掌心和指关节处全是老茧，是在工地搬砖、扛钢筋磨出来的，指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水泥灰，捏着那支小巧的塑料写字笔时，动作笨拙得像在摆弄易碎品，笔尖好几次差点戳到写字板的屏幕。
　　
　　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胸前，工装左胸印着的“红星砖厂”四个字已经模糊，汗珠晕开一小片湿痕，很快又被热风烘干。
　　
　　他另一只手拿着张《县城日报》扇风，报纸“哗啦哗啦”的响，报纸上1998年6月12日的日期用黑体印在头版右上角，油墨味混着他身上的汗味飘过来，带着股朴实的烟火气——王猛每天都会把报纸带回去，晚上睡前翻一翻，说能“长见识”。
　　
　　“这天儿热得邪乎，柏油路都快晒化了，早上我骑车来，轮胎压在路面上，都能留下浅浅的印子，粘了层灰，回家得用刷子刷。”
　　
　　王猛扇着报纸，眼神瞟向棚外的马路，路面泛着白光，像铺了层碎玻璃，连路过的自行车都骑得飞快，骑车人的衬衫后背全湿透了，贴在身上。
　　
　　林凡没接话，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心里像压着块十斤重的石头。这小杂货摊就像口浅井，井水够日常喝，却挖不出能解渴的泉眼。
　　
　　万一哪天黑皮要加“规矩钱”，或者进货价涨了，这点利润根本扛不住。他得找口更深的井，一口藏在时代褶皱里、裹着信息差的井。
　　
　　1998年的县城，市场经济刚起步，很多老物件还没被人发现价值，就像蒙着灰的金子，只等着懂行的人弯腰去捡。
　　
　　当时县城里连像样的古玩店都没有，只有城西有个卖老家具的摊子，老板只认红木、紫檀，对连环画、旧报纸这些“小玩意儿”根本瞧不上，说“占地方还不值钱”。
　　
　　傍晚收摊时，天还没完全黑，西边的天空泛着橘红色的晚霞，筒子楼方向传来炒菜的香味，谁家炒了辣椒，呛得人忍不住咳嗽，还能听见“叮叮当当”的炒菜声和孩子的哭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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