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灯红酒绿 (第1/2页)

从澳门回来之后，梁博在香港留了下来。
　　
　　他没住酒店，陈嘉荞把她铺头楼上那间旧公寓收拾了出来，塞给他一把钥匙：“你跑完那场，钱都没数清就走了，像个来抢劫一样的。“梁博想要推辞，但她说得更快更干脆：“铺头是我的，房子是我爸的，你住就住，别啰嗦。“
　　
　　那几天他过的是另一种日子。
　　
　　白天他去黄师傅那家车行帮忙，蹲在车底下听化油器的声音；晚上跟着那帮港仔去酒吧、去私人牌局、去楼顶的烧烤。钱在他手上变得不再像钱——一晚的消费，抵得上他在广州跑一场的进账。他第一次知道，原来有人可以把“赢来的钱“当成每天的花销，花得毫不心疼。
　　
　　车行里有台车在冒黑烟，港仔们弄了两天没弄好。梁博蹲了半个钟头，把节气门和风门各调了半格，又让人把空滤换掉，烟就淡了。
　　
　　“你怎么看的？“黄师傅的徒弟凑过来问他。
　　
　　“烟是黑的，说明油多气少。“梁博说，“先别动电脑，动气。“
　　
　　那徒弟撇撇嘴，说了一句粤语。梁博没听懂，只在旁边看着他把空滤拆下来。
　　
　　后来楼顶烧烤那晚，一个港仔教了他两句粤语脏话，他学说了一遍，发音难听得所有人都笑倒在椅子上。他也跟着笑。他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在广州，他笑得最多的地方是场边，那种笑是绷着的；在这边，笑是放得开的。
　　
　　可有一晚散场后，他在楼下街上站着等车，忽然看见路边一个卖糖水的推车，车上贴着一张手写的价目表，字歪歪扭扭的。他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几秒，忽然想起南泰路铺面门口，他自己也曾贴过一张这样的价目表。
　　
　　那一刻他有点想广州。
　　
　　这念头只持续了半分钟，就被一辆停在面前的的士打断了。
　　
　　又过了一晚他去了一个私人牌局。
　　
　　局在湾仔一栋旧楼的顶层，屋里只开了两盏灯，桌上摊着牌和现金，空调开得很冷。梁博不打牌，他坐在窗边喝茶，看这些人怎么玩：有人一晚上不说话，只在关键时候加注；有人从头到尾在笑，输了多少都不在乎；还有一个中年人，每赢一把都要去洗手间洗一次手。
　　
　　他看得出那个中年人今晚要输光——不是因为牌，是因为他洗手洗得越来越勤。手上越慌，心里越发虚。
　　
　　凌晨三点，那个中年人果然把最后一叠现金推了出去，然后靠在椅子上说了一句“算了“，站起来走了。桌上没有人留他。
　　
　　梁博那时候忽然想起广州的场子。那边的人输了钱会骂、会砸东西、会蹲在地上抽烟；这边的人输了钱就笑一笑，转身走人。他分不清哪一种更可怕。
　　
　　第二天他睡到中午，起来以后在铺头楼上那间小公寓里坐了一会儿。屋里只有他的行李箱。窗子对着后巷，能看见对面楼晾着的衣服、窗上的冷气机、还有一只总在铁皮上走来走去的猫。
　　
　　他忽然想起天河东路那间公寓。那间屋子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有地铁，有他自己挑的那张床。他搬进去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也配过上这种日子“。
　　
　　现在这间屋子小得多了，可他从没觉得它小。
　　
　　因为他几乎不在这儿醒着。
　　
　　第四天下午，陈嘉荞拉着他去深水埗那边的电器行。
　　
　　她要在那边看一批货架，顺便带他买点东西。他在电器行里走了两圈，停在一排笔记本电脑前面，站住不动了。
　　
　　那是当时最新型号的一台，机身很薄，屏幕亮得刺眼。他伸手在键盘上敲了两下，又翻过来看底部的散热口，问店员硬盘的规格、散热的结构、内存能不能加。
　　
　　店员用粤语夹着英文报参数，梁博听得半懂。陈嘉荞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忽然替他把话接了过去。
　　
　　她挑东西的方式跟他完全不一样：他看的是散热口、硬盘规格、能不能加内存；她先看的是那台机器摆在桌上好不好看、边角是不是太硬。“我在巴黎那几年，“她一边翻包装一边说，“买个本子得先挑颜色，挑不到就等下一批——他们不将就。“
　　
　　她不砍价，也不催。她只是一句一句地跟销售磨：延保要送，内胆包要送，扩展坞和鼠标也一样一样地凑；店员每次说“这个是要另外买的“，她就笑着说“你再帮我问问你们经理嘛“。她什么也不缺，可她那副样子，是在认认真真替他把这件事办漂亮。
　　
　　磨了二十分钟，店员去后台申请了一圈，回来给了九点五折，还搭了一堆配件。
　　
　　出门的时候她笑梁博：“你买东西像买零件。“
　　
　　“这台要用几年的。“他说。
　　
　　那台电脑，他当天晚上就用上了。
　　
　　他坐在铺头楼上的桌子前，先装了一个了表格软件，然后把这一年在场子上记下来的东西一条一条敲进去：哪条路的弯是几度、哪个对手习惯在哪刹、那台捷达换过什么件、悬挂调了多少格。他敲到夜里十一点，越敲越精神——数学系的那点东西他没丢，他只是很久没地方用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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