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京城来客 (第1/2页)

春节过后，红旗大队的日子恢复了往日的节奏。卫生所照常开门，陈北玄照常坐诊，沈若兰在旁边记录病历，林小鹿在院子里晒药材，苏软软蹲在墙角碾药。一切都和年前一样，像村口那条冻了又化的小河，表面上波澜不惊。
　　
　　但正月十五刚过，一封从京城发来的电报打破了这份平静。
　　
　　电报是赵德彪亲自送到卫生所来的。他站在门口，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电报纸，脸上的表情像是端着一碗滚烫的油——既不敢放下，又不敢端着太久。陈北玄正给老孙头量血压，抬头看了他一眼。
　　
　　“赵队长，进来说话。”
　　
　　赵德彪进了门，把电报放在诊桌上，压低了嗓子：“京城来的。上面就几个字——‘速回京，回春堂有事’，落款是你以前那个继母，姓刘的。”
　　
　　陈北玄拆开电报，扫了一眼。电报上只有一行字：“北玄，你弟卫国被人打了，重伤。回春堂缺人照看，速回。”语气不像是求人，倒像是在下通知。
　　
　　他把电报折好放进口袋里，脸上的笑容没变，继续给老孙头量血压：“孙大爷，您这血压比上个月好多了，药继续吃，别停。”
　　
　　老孙头应了一声，目光在陈北玄和赵德彪之间转了一圈，识趣地没多问。
　　
　　送走老孙头，赵德彪小心翼翼地问：“陈大夫，京城的事要紧不要紧？要不要跟大队请假？”
　　
　　“不急。”陈北玄收起听诊器，语气轻松得像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明天再说。”
　　
　　赵德彪看他这反应，满肚子的话都憋了回去，讪讪地走了。
　　
　　卫生所里安静下来。沈若兰放下手里的病历，走到他旁边。她没有开口问，只是站在那里，用她的方式告诉他——我在。跟陈北玄相处这大半年，她已经学会了不在他做决定的时候插嘴，也学会了用站在他身边的方式表达关心。
　　
　　“我回趟京城。”陈北玄说。
　　
　　“什么时候走？”
　　
　　“明天一早。”
　　
　　“好。”沈若兰没有问为什么，没有问去多久。她转身从柜子里拿出几包常用药——退烧的、止疼的、消炎的——又把自己的围巾叠好放进他的药箱里，“京城这会儿比咱这边冷，围巾带着。”
　　
　　陈北玄看着她往药箱里塞东西的侧脸，忽然伸手握住了她的手腕。沈若兰的动作顿了一下，没有挣开。
　　
　　“等我回来。”他说。
　　
　　“嗯。”她轻轻应了一声。
　　
　　林小鹿从院子里探进半个脑袋，手里还抓着一把刚晒好的药材，嘴上一点不饶人：“陈北玄！你可得早点回来！卫生所没了你，病人全得找我——我可不会看病！”
　　
　　“你会抓药就行。”
　　
　　“抓药也是若兰姐的活，我就是个打杂的！”林小鹿说完，又补了一句，“反正你早点回来，别让若兰姐担心。”
　　
　　苏软软从林小鹿身后冒出来，小声说了句“陈大夫一路平安”，说完就缩回去了。她手上还沾着药渣，脸红扑扑的，不知道是干活热的还是别的什么。
　　
　　第二天一早，陈北玄搭公社的拖拉机到了县城，又从县城坐长途汽车到市里，再从市里坐火车到京城。这一路辗转了两天一夜。当他在京城火车站下车时，已经是第三天傍晚。
　　
　　京城的冬天和红旗大队不一样。红旗大队的冬天是安静的白，京城的冬天是灰蒙蒙的黄。站前广场上人来人往，穿中山装的干部、穿工装的工人、穿棉袄的小贩，混杂在暮色里，像一锅煮开的粥。陈北玄站在出站口，深深吸了一口夹杂着煤烟味的冷空气。
　　
　　京城，又回来了。
　　
　　上次回来是作为被扫地出门的弃子，这次回来——他摸了摸口袋里那份电报——有人等着他。
　　
　　他没有直接去回春堂，而是在前门找了家招待所住下。办了入住之后，他沿着西城区的小街慢慢往柳荫街的方向走。回春堂就在柳荫街中段，两间门面，青砖灰瓦，门楣上挂着块黑底金字的招牌。那是爷爷当年亲手写的，他小时候站在梯子上帮爷爷递过锤子。
　　
　　现在那块招牌还挂着，但门板紧闭。门缝里透出来的光昏暗而冷清，和周围几家灯火通明的店铺形成鲜明对比。陈北玄站在街对面的一棵老槐树下，打量着这间他从小长大的医馆。门口没有人，柜台后面隐约有人影晃动，但看不清是谁。
　　
　　他没有贸然进门，在槐树下站了一刻钟，然后转身回了招待所。
　　
　　第二天上午，陈北玄换了身干净的中山装，推开回春堂的门。
　　
　　门上的铜铃响了一声。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烫着卷发，穿着碎花棉袄，脸上化着淡妆，正低头按着计算器算账。听见铃响，她头也没抬就说了句“今天不看病，过两天再来”。
　　
　　“刘姨，好久不见。”
　　
　　刘芳按计算器的手指头停在半空中，猛地抬起头来。她认出了坐在对面的年轻人——半年多不见，陈北玄黑了，也壮了。下乡前那个瘦得像竹竿、说话不敢抬头的窝囊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肩宽腰直、目光沉稳的男人。那双眼睛正直直地看着她，嘴角挂着一丝她看不懂的笑意。
　　
　　“北、北玄？”刘芳脸上的惊愕只停留了一秒，立刻换成了一副笑脸，“哎呦，你可算回来了！刘姨天天惦记你，你在乡下吃苦了吧？快坐快坐，我给你倒茶！”
　　
　　“不用了。”陈北玄在诊桌旁的椅子上坐下，目光在空荡荡的诊室里扫了一圈。爷爷当年手写的药方还贴在墙上，边角已经泛黄卷曲。药柜上的铜把手生了锈，诊桌上落了一层薄灰——从前爷爷在世的时候，诊桌永远是干干净净的，铜把手擦得能照出人影。这才不到一年，医馆就败落成了这副模样。
　　
　　“电报上说有事，什么事？”
　　
　　刘芳脸上的笑僵了一下。她走到门口，朝外面张望了两眼，把门掩上，然后叹了口气，眼圈微微泛红：“是你弟弟。卫国他——他被人打了。断了三根肋骨，右腿骨折，打人的是一帮混子，报了派出所也找不到人。卫国在床上躺了大半个月了，城里的大医院都看遍了，骨科大夫说搞不好会瘸。”她说到这里，拿手绢擦了擦眼角，“北玄，你爷爷留下的那些医书里，有没有接骨的方子？刘姨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找你的——”
　　
　　陈北玄安静地听着，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陈卫国。刘芳的亲生儿子，比他小两岁。当年把他从家里赶出去的时候，陈卫国站在门口朝他吐了口唾沫，说“野种滚蛋”。那口唾沫凉凉地挂在他脸颊上，他记得那个温度。现在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躺在床上，可能会瘸。
　　
　　“我看过卫国再说。”陈北玄站起来，“他在哪？”
　　
　　“后院屋里。”刘芳赶紧带路，边走边说，“卫国这半个月脾气坏得很，动不动就摔东西，你多担待——”
　　
　　后院的东厢房里，陈卫国躺在床上，右腿打着石膏，胸前缠着绷带。脸上还有没消下去的淤青，一块青一块紫的，看着确实被打得不轻。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药膏和尿壶混合的难闻气味，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大白天的也暗得像傍晚。
　　
　　陈卫国听见门响，以为是刘芳进来了，没好气地嘟囔了一句“妈你别进来烦我”。等他看清跟在刘芳身后进来的人是谁，表情一下子僵住了。
　　
　　陈北玄。
　　
　　那个被他吐过唾沫的窝囊废哥哥，现在正站在他床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脸上的笑容和和气气的，像是在看望一个生病的老朋友。
　　
　　“卫国，好久不见。”陈北玄在床沿上坐下，伸手摸了摸他腿上的石膏。石膏打得很粗糙，表面凹凸不平，一看就不是正规医院的骨科大夫打的——多半是找的江湖郎中。他五指微微用力，隔着石膏在骨折处按了几下，心里有了数。
　　
　　“胫骨骨折，接得不好。”他收回手，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关节面有错位，现在拆了重接还来得及。再拖一个月，骨头长歪了，到时候神仙来了也得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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