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分道扬镳 (第2/2页)

“朕知道，朕不能。”朱由榔擦去眼泪，“朕是朱家子孙，是大明皇帝。朕可以死，但不能降。降了，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这些年为朕死去的将士百姓，也对不起……你。”
　　
　　他握住李定国的手，那手粗糙，布满老茧，但温暖有力。
　　
　　“定国，我们再走一段。走到走不动为止。走到……上天真的不要大明为止。”
　　
　　“臣，誓死相随。”
　　
　　当夜，君臣议定：三日后，撤离南宁，西走云南边境，若形势危急，则入缅甸暂避。
　　
　　消息传开，剩下的朝臣、宫眷、兵士，默默开始准备。没人问还能走多远，没人问到了缅甸会怎样。他们只知道，跟着皇帝走，是唯一的路。
　　
　　第三天清晨，队伍出发。三百余人，老弱妇孺占了大半，能战的兵士不足一百。行李简单到寒酸——几袋粮食，几件换洗衣物，一些必备的药材。
　　
　　出城时，朱由榔回头看了一眼这座他住了不到三个月的“行宫”。土墙斑驳，荒草丛生，像极了他这个王朝的暮年。
　　
　　“陛下，该走了。”李定国低声道。
　　
　　朱由榔转身，不再回头。
　　
　　队伍缓缓西行，消失在冬日的晨雾中。南宁城门缓缓关闭，城头上，悄悄换上清军的旗帜。
　　
　　大明最后的天子，开始了他的最后一次流亡。目的地不明，前路未卜。他只知道，不能停，一停，就真的结束了。
　　
　　三、台湾：扎根的尝试
　　
　　比起永历的穷途末路，郑成功在台湾的处境，是另一种艰难。
　　
　　顺治十五年春，经过近一年的围城，热兰遮城的荷兰人终于投降。郑成功踏上台湾的土地，看着这片他付出巨大代价才夺取的岛屿，心中没有多少喜悦，只有沉甸甸的责任。
　　
　　“国姓爷，城中粮仓已清点完毕。”部将马信禀报，“存粮不足万石，只够大军半月之用。”
　　
　　“荷兰人经营三十年，就这点存粮？”郑经皱眉。
　　
　　“红毛重商不重农，粮食多靠外运。如今我们封锁海口，他们存粮自然有限。”
　　
　　郑成功点头，望向城外广袤的土地。台湾肥沃，但多未开垦。要养活数万大军和随迁百姓，必须立刻屯田。
　　
　　“传令：各镇兵马，除守城必要者，其余皆分田屯垦。兵即农，农即兵。三年之内，要做到粮草自给。”
　　
　　“是。”
　　
　　命令传下，军中多有怨言。将士们提着脑袋打台湾，本以为能享福，没想到还要种地。但郑成功态度坚决：不种地，就饿死。台湾孤悬海外，粮草补给艰难，不自力更生，只有死路一条。
　　
　　屯田之余，郑成功做了一件事：在普罗民遮城（他改名为“承天府”）内，建了一座“明伦堂”。
　　
　　堂成之日，他命人从船舱里抬出那几十箱书。油布揭开，石灰拂去，典籍在阳光下重见天日。虽然有些受潮发霉，但大部分完好。
　　
　　郑成功亲手将一册《大学》放在堂中主案上，对随行的官员、将士、士子说：
　　
　　“台湾新辟，百废待兴。然兴废之首，在文教。这些书，是江南父老所赠，是华夏文明所系。今日置此，是要告诉世人：郑某取台湾，非为割据，是为存华夏衣冠，续文明薪火。”
　　
　　“自今日起，明伦堂开讲。凡我军民子弟，愿读书者，皆可来学。教之以忠孝节义，授之以经史文章。我要让这海外孤岛，书声不绝，文脉不断。”
　　
　　堂下，有将士动容，有士子落泪。漂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一块可以安心放书、安心读书的土地。
　　
　　但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开讲一个月，来听课的不过寥寥数十人。将士忙于屯田，百姓苦于生计，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少之又少。
　　
　　郑经有些着急：“父王，是否太过急切？眼下粮草匮乏，当以生存为先……”
　　
　　“正因生存艰难，才更要读书。”郑成功看着儿子，“经儿，你知道人为什么活着吗？”
　　
　　郑经一怔。
　　
　　“只为了吃饭穿衣，那是牲畜。人要活得像个‘人’，就得知道来处，晓得去处。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台湾，知道将来要往哪里去。这些，书里都有。”
　　
　　他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史记》，翻开一页：“太史公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们这些人，离乡背井，漂洋过海，来这蛮荒之地开垦。若只为一口饭，那这苦吃得冤枉。可若是为了存华夏文明一脉，让后世子孙知道，这世上曾有一群人，宁可漂泊海外，也不愿剃发易服——那这苦，就值得。”
　　
　　郑经沉默，似懂非懂。
　　
　　“去办两件事。”郑成功合上书，“第一，明伦堂的课继续开，人少也要开。第二，派人回福建，招募士人。凡愿来台讲学者，给田宅，供衣食。我要在台湾，建一个……小江南。”
　　
　　“小江南？”
　　
　　“对。有书院，有祠堂，有市集，有农田。汉人该有的，这里都要有。”郑成功望向窗外，那里是他规划的学田、街市、庙宇，“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等这里真的成了小江南，那些还在大陆受苦的汉人，就会知道：这世上还有一处地方，可以不断发，不易服，堂堂正正做汉人。”
　　
　　“那时，台湾就不只是郑家的台湾，是天下汉人的台湾。”
　　
　　命令传下，几艘船悄然驶向福建。船上带着郑成功的亲笔信，和“招贤纳士”的榜文。
　　
　　与此同时，台湾的屯田艰难推进。瘴疠、水土、土著袭扰，每天都有将士病倒、死去。但开垦的土地，也在一天天扩大。第一批稻种撒下去，在亚热带的阳光下，顽强地发芽、抽穗。
　　
　　明伦堂里，读书声虽然微弱，但每日不断。教书的，是个从金门跟来的老秀才，学生，是十几个将领的子弟。教的，是《三字经》《千字文》，是“人之初，性本善”，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这些简单的话，在台湾的海风中，显得格外珍贵。
　　
　　郑成功有时候会站在堂外，听一会儿读书声，然后转身离开，去巡视屯田，去督促筑城，去处理无数繁杂的军政事务。
　　
　　他知道，他可能看不到台湾真成“小江南”的那天。但他要打下基础，要开这个头。要让后来人知道，这条路，可以走。
　　
　　至于能走多远，走到哪里……交给天，交给后来人。
　　
　　1659年的春天，三方势力各自走到了命运的岔路口：
　　
　　北京，文网收紧，庄廷鑨们的血让江南士林彻底噤声。洪承畴在史书上写下“愚忠”二字时，不知是否想起自己也曾是“愚忠”的一员。
　　
　　广西，永历踏上流亡缅甸的不归路。一个皇帝，三百随从，在西南的深山中，走向注定的终结。
　　
　　台湾，郑成功在瘴疠之地艰难屯田，在明伦堂里延续读书声。一个海外汉人政权的雏形，正在血汗中缓慢成型。
　　
　　文明的火种——
　　
　　在北京，它被装进钦定的框子，成为新朝文治的标本。
　　
　　在西南，它随着皇帝的流亡，飘向异国他乡，前途未卜。
　　
　　在台湾，它在瘴疠与屯田的艰难中，顽强地发出微弱的光。
　　
　　三条路，三种命运。
　　
　　没有人知道，哪一条能通向未来。
　　
　　他们只是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咬牙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