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学校里的透明人 (第2/2页)

展旭站在门口，看着父亲的背影。走廊很长，窗户在走廊尽头，冬天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打在父亲的后背上。工作服上那块“抚顺矿务局”的红字在光里亮了一下，然后暗下去。父亲的肩膀还是那个轮廓——圆的，有点宽，微微往前倾。从背后看，跟两个月大那个晚上门缝里看到的一样。
　　
　　人影转过楼梯口，没了。
　　
　　展旭把钥匙揣进裤兜里。裤兜是棉裤上缝的一个口袋，奶奶缝的，针脚歪歪扭扭。钥匙沉在兜底，贴在腿上，冰凉冰凉的。他转身往回走。走回座位的时候，从前门到最后一排这段路变得很长。同学们还在看他。有个女生看了他一眼又飞快地转回去了，好像看到的是一件不该看的东西。有个男生一直盯着他的脚——他脚上那双棉鞋今天早上在雪地里走湿了，鞋面上深一块浅一块。他没低头。坐回座位，把椅子往前挪了挪，坐直。然后把手放在桌面上。
　　
　　李老师看了他一眼，清了清嗓子，继续讲题。粉笔头又敲在黑板上，啪啪响。同学们的目光慢慢收回去，重新落在黑板上。教室恢复了正常。
　　
　　展旭把手放在桌面上。左手叠在右手上，姿势很标准。但他的右手在下面，偷偷捏着裤兜里的那把钥匙。拇指在钥匙的齿上来回划，一下一下。划了不知道多少下。钥匙慢慢被他焐热了。
　　
　　那天放学之后，大刘在校门口等他。大刘比他高一年级，教室在前面那栋平房里头，不知道从哪听说展旭他爸来学校了。展旭出来的时候大刘正站在校门口的电线杆子旁边，书包带子挂在一边肩膀上，手里拿着半根烤红薯。红薯已经不冒热气了，他啃了一口，看见展旭出来了，把红薯往兜里一揣。
　　
　　“你爸来学校了？”
　　
　　“嗯。”
　　
　　“送钥匙？”
　　
　　“嗯。”
　　
　　大刘跟他并排走。走了一段路，大刘忽然说：“你爸穿的工作服挺酷的。”
　　
　　展旭愣了一下。他侧头看了大刘一眼。大刘在吃红薯，腮帮子鼓着，眼睛看着前面。
　　
　　“上面印着抚顺矿务局那几个字，”大刘含含糊糊地说，“像电视里那种劳动模范。”
　　
　　展旭没说话。走了几步之后，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他穿的是校服，蓝色白条纹，袖口磨破了，拉链坏了一半，只能拉到胸口。他忽然觉得校服也没那么难看。
　　
　　又走了一段路。大刘把红薯吃完了，红薯皮扔在路边的雪堆上。他拍了拍手上的红薯渣，忽然又说了一句话。
　　
　　“你爸还挺好的。专门跑来给你送钥匙。”
　　
　　“他不是专门。他下井顺路。”
　　
　　“下井的地方跟学校不顺路。”
　　
　　展旭站住了。大刘也站住了。两个人站在胡同口，面对面。风从胡同那头灌过来，把墙角的雪吹起来，打在脸上像细沙粒。大刘缩了缩脖子，把书包带子往上拽了拽。
　　
　　“你怎么知道不顺路。”展旭问。
　　
　　大刘眼睛看着别处。“我舅以前也下井。下井在城西。学校在城东。”
　　
　　展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弯下腰，从地上抓了一把雪，攥成球，扔在大刘身上。大刘跳着躲了一下。
　　
　　“你不是说你家没亲戚在抚顺吗。怎么又出来个舅。”
　　
　　“我说的是以前的舅。后来搬走了。”大刘理不直气也壮。
　　
　　“你舅挺多啊。表哥也有舅也有。”
　　
　　“你管我。我家亲戚多。”
　　
　　展旭没再追问。他想起早上出门的时候，钥匙确实在炕上。奶奶还问了一句：“带钥匙了没？”他说带了。其实没带。他骗奶奶的。他不想让奶奶出门送钥匙——外头冷，路滑，奶奶腿脚不好。他打算放学之后在门口等父亲下班。没想到父亲没下班就来了。下班之后再来，天就黑了，更冷。他提前来了，穿着下井的工作服，手里攥着钥匙，站在教室门口没进来。
　　
　　他没进来。
　　
　　展旭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从兜里掏出那把钥匙。钥匙已经焐热了。他站在门口，把钥匙插进锁孔里。锁孔被雪糊住了，他蹲下来用嘴哈了两口热气，把冰吹化了，钥匙转了一圈，门开了。
　　
　　屋里没人。奶奶大概去隔壁王婶家帮忙缝被子去了。灶台上扣着一碗饭，碗底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热了吃。”不是奶奶的字迹——奶奶不识字。是父亲写的。父亲会写几个字。不多。够写“热了吃”。够写在矿上领工资的时候签自己的名字。够写在灶台上扣着的饭碗底下。
　　
　　展旭把纸条展平了，看了几遍这几个字。他想起父亲站在教室门口的样子——手里攥着钥匙，没进来。他看看门槛。教室的门槛不高的，不到两寸。抬一下脚就能迈过去。
　　
　　但他没迈。
　　
　　后来展旭上了初中，有一次他在作文课上写《我的父亲》。开头写了三行，划掉了。又写了四行，又划掉了。作文纸被他划得乱七八糟，最后交了一篇写奶奶的。老师给了七十分，评语是“感情真挚，但偏题”。他拿着作文本翻了翻，觉得老师没说错——确实是偏题了。他想写的是父亲，但写着写着就变成了奶奶。因为写父亲太难了。父亲这个人，没什么可写的。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没有什么感悟和转折。他就是沉默、寡言、不会表达，像抚顺冬天冻住的水管子，水流不出来，但管子里面不是空的。
　　
　　后来他放弃了。他觉得自己大概这辈子也不会理解父亲。不会理解那个在雪夜里坐了一整夜的男人，不会理解那个站在教室门口不进来的男人。他放弃理解了。但他记住了那些画面。门缝底下的光线，教室门口攥着钥匙的手，灶台上那碗压着纸条的饭。这些画面他一件一件记住了。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些画面以后会变成什么。
　　
　　很多年后，展旭和父亲之间也没有变热络。他们父子的对话还是一样短：“嗯”、“行”、“知道了”、“天冷多穿点”。但在展旭离开抚顺之前，他把银行卡密码设成了父亲的生日。保险受益人写的是父亲的名字。留给父亲的那封信只有一行字：“爸，天冷多穿点。”
　　
　　他什么都没解释。就像父亲当年什么都没解释一样。
　　
　　但那个从城西赶到城东的下午，那套沾满煤灰的工作服，那个站在门槛外面没进来的动作——他没有忘。他把它们一件一件收在心里，跟其他所有说不出口的牵挂搁在一块。然后在最后一封信里，用他能想到的最简单的话，把它们还给了父亲。
　　
　　“爸，天冷多穿点。”
　　
　　那不是一句客套。那是他从七岁那年开始攒的一句话。攒了二十多年。攒到最后一个字都没多，一个字都没少。跟父亲给他写的那三个字一样：“热了吃。”
　　
　　（第五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