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内阁大臣的警觉与懊悔 (第1/2页)
七月十四日,京师的天又热了起来。
昨日的凉爽像是老天爷打了一个盹,醒来之后又恢复了盛夏的威严。天才蒙蒙亮,空气里就已经裹上了一层黏稠的热气。
紫禁城的红墙在晨光中泛着暗红色的光,像是被烤透了的砖窑。宫道上的砖缝里,蝉鸣声从一早就开始响,吵得人心烦意乱。
内阁值房里,三位大学士已经坐了很久了。
首辅刘健坐在中间,左手边是次辅谢迁,右手边是李东阳。三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准确地说是从七月十三日晚上开始,就一直没有好看过。
桌上摊着一叠文书,有通政司送来的,有吏部送来的,有兵部送来的,还有东厂和锦衣卫送来的——当然,东厂和锦衣卫的消息,已经不是他们能完全掌控的了。
刘健拿起最上面的一份文书,看了一眼,又放下。他又拿起第二份,看了一眼,又放下。他一份一份地看过去,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凝重,眉头拧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疙瘩。
“这是昨晚的事。”刘健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种历经沧桑之后的疲惫,“乾清宫设宴,陛下宴请了所有入京的边将。”
“宣府张俊、大同王玺、辽东韩辅、延绥曹雄、宁夏仇钺、偏头关冯祯、榆林时源、广州张祐——一共三十八位边将及其副将,坐满了乾清宫正殿。”
他又拿起另一份文书:“宴席上,陛下赏了每位边将一千两银子。不是从户部走的,是从内帑出的。每人一千两,三十八人,三万八千两。”
谢迁的眉头猛地一跳:“三万八千两?陛下登基才一个多月,内帑里哪有那么多银子?”
刘健沉默了片刻,声音更低了几分:“先帝丧事的钱。”
值房里安静了下来,三位大学士都没有说话,但各自的心里都在翻涌着不同的念头。
三万八千两银子——那是给先帝办丧事的钱,是先帝最后的体面。
可现在新帝把它拿出来,赏给了边将。其中意味,可以说是非比寻常。
谢迁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发出细微的“笃笃”声。
他在心里快速地盘算着:三万八千两,这个数字不算太大,但也绝对不小。
更重要的是,这笔钱从内帑出,意味着皇帝没有经过户部,没有经过内阁,完全是自己的主意。
这说明什么?
说明皇帝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根本没有打算和他们商量。
刘健又拿起第三份文书,这一次他的手指微微颤抖了一下。
“还有这个。”他将文书放在桌上,让其他两人都能看到,“陛下还铸了一批勋章。金质的、银质的、铜质的,一共三十八枚。”
“正面刻着‘忠君爱国’,背面刻着‘大明正德’。宴席上,陛下亲手给每一位边将戴上了勋章,亲手叫出了每一个人的名字。”
谢迁的眼皮跳了一下,亲手戴勋章,亲手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这不是普通的赏赐,这是施恩,是拉拢,是收买人心。
那些边将在边关苦寒之地卖命多年,何曾受过这样的礼遇?皇帝这一手,比赏银子更管用。
“还有,”刘健的声音更低了,低到几乎只有三个人能听见,“前几天,陛下接见了藩王宗亲。襄陵王、兴王、楚王、宁王、安化王——五位藩王,被陛下单独召见,在乾清宫谈了很久。谈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谢迁的脸色变了,襄陵王是宗室中的长者,兴王是皇帝的亲叔父,楚王是四朝元老——这三个人在宗室中的分量,重得不能再重。
皇帝单独召见他们,还谈了那么久,到底在说什么?
刘健继续说:“陛下还召见了魏国公徐俌、定国公徐光祚,以及李璇、汤绍宗、常复、邓炳这四个开国国公之后的指挥使。同样是单独召见,同样是谈了很久,同样没有人知道谈了什么。”
谢迁的手在袖子里攥紧了,魏国公、定国公,那是中山王徐达的后代,是勋贵中最核心的力量。
李璇、汤绍宗、常复、邓炳,那是昔日曹国公、信国公、鄂国公、卫国公的后人,是开国功臣的血脉。
皇帝把这些人都叫来,一个一个地见,一个一个地谈,这是想干什么?
刘健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眉头微微蹙着,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敲击,发出有节奏的“笃笃”声。
他想起弘治十八年五月,先帝驾崩的那个夜晚。
他和谢迁、李东阳三个人跪在先帝床前,先帝拉着他的手,声音虚弱得几乎听不见:“东宫年幼,好逸乐,卿等当以社稷为重,时时规劝。”
他记得自己当时跪在地上,额头触着冰冷的砖石,心中涌动着一种沉重的使命感。
他对自己说,一定要辅佐好新帝,一定要守住先帝留下的江山,一定不能让文官百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可现在,他才发现——新帝不需要他的辅佐。
新帝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班底,自己的布局。从登基的第一天起,新帝就在做他们想不到的事情,走他们看不透的棋。
他睁开眼睛,目光落在桌面上那叠文书上。那些纸上的字迹在烛光下微微晃动,像是在嘲笑他的无能为力。
“我们都小看了陛下。”他低声说,声音沙哑而沉重。
谢迁脸色肃然,他是弘治朝的顾命大臣,是先帝临终前托付的重臣。
他以为自己辅佐的新帝,会像先帝一样,倚重文官,信任内阁,按照祖宗的法度治理天下。
可现在,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做的事情越来越让他看不透了。
接见藩王——那是宗室,是太祖皇帝的血脉,是被朝廷圈禁了近百年的人,皇帝接见他们,和他们说什么?
宴请边将——那是武人,是粗鄙不文的武夫,是被文官压制了几十年的人,皇帝宴请他们,赏赐他们,亲手给他们戴勋章,叫他们的名字——这是什么意思?
谢迁的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不安,那种不安,像一根刺,扎在他的心里,拔不出来。
他想起自己当初在诏书上写下的那个“可”字,想起自己当初说的“新帝刚刚登基,第一条诏书就被我们驳回,传出去对新帝的威望不利”。
他以为自己是为了皇帝好,以为自己是为了朝廷好。
可现在他才发现——他错了,他从一开始就错了。
李东阳平静开口,“宗亲藩王入京朝贺,是陛下的登基诏书里就定下来的。陛下宴请宗亲,一叙亲亲之谊,也是理所应当之事。于情于理,我们都无法阻止陛下接见自己的亲人。”
他顿了顿,目光在刘健和谢迁脸上扫过,又继续说:“同样,边将入京朝贺,也是陛下的登基诏书里定下来的。陛下宴请赏赐边将,嘉奖他们为国戍边,也是合乎情理之事。于情于理,我们都无法阻止陛下接见为朝廷卖命的将领。”
他说完之后,又沉默了下去,双手重新拢回袖中,目光低垂,看着桌面上的文书。
但刘健和谢迁都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于情于理,我们都无法阻止。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皇帝已经绕开了我们,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刘健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手指在扶手上敲击的节奏变慢了,他在想——李东阳说得对。
接见藩王?
那是皇帝的亲人,新帝登基,与宗亲叙叙亲情,天经地义。太祖皇帝分封诸王,本就是“藩屏国家”之意,皇帝与藩王亲近,谁能说半个不字?
宴请边将?
那是为朝廷卖命的将领,新帝登基,嘉奖有功之臣,理所当然。边关苦寒,将士卖命,皇帝赏赐他们,谁能说半个不字?
赏银子?
那是皇帝从内帑出的,不是户部的钱,没有靡费国帑。三万八千两,数目虽然不小,但皇帝用自己的钱赏赐功臣,谁能说半个不字?
亲手戴勋章?
叫名字?
那是皇帝的恩遇,是天子对臣子的礼遇。皇帝尊重功臣,记得他们的名字,谁能说半个不字?
没有。
一件都没有。
皇帝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情理之中,都在规矩之内,都挑不出毛病。
可正是这种“挑不出毛病”,才是最让人不安的地方。
因为这意味着,皇帝不是一时冲动,不是少年意气,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有意为之。
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规则之内,都在情理之中,都让你找不到反对的理由。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
刘健的心里猛地一沉,他忽然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情——皇帝根本不需要他们。
皇帝有自己的班底,有刘瑾在司礼监,有马永成在东厂,有谷大用在西厂。
皇帝有藩王的支持,有边将的效忠,有勋贵的追随。
皇帝什么都有了,还要他们这些文官做什么?
他们的权力,从何而来?
刘健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的权力,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不是因为他们有多高的品德,而是因为——他们是皇帝唯一能见到的人。
皇帝见不到藩王,见不到边将,见不到勋贵。
皇帝能见到的,只有他们这些文官。
所以皇帝只能信任他们,只能倚重他们,只能按照他们的规矩来治理天下。
他们上可以代行天子皇权,驭使边将勋贵;下可以代边将勋贵之心,以逼皇帝。
这就是他们的权力所在,这就是他们能够压制武将、压制宗室、压制所有人的根本原因。
可现在,皇帝在打破这种隔绝。
皇帝亲自去见藩王,去见边将,去见勋贵。
皇帝亲手给他们戴勋章,叫他们的名字,赏他们银子。
皇帝在告诉他们——朕知道你们,朕记得你们,朕在乎你们。
如果皇帝真的绕开他们,直接和边将、勋贵、藩王建立联系,那他们这些文官还如何辅助新帝治理大明!
刘健睁开眼睛,目光中闪过一丝冷厉的光芒,他的声音很低,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们都小看了陛下。”
这句话落下的瞬间,谢迁的身体微微一震,李东阳的手指在袖子里停住了。
刘健的声音很低,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先帝驾崩的时候,陛下才十五岁。我们都以为,他只是一个孩子,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我们需要替他治理天下,需要替他做决定,需要替他挡住那些不该让他知道的事情。”
“我们以为,他会像先帝一样,倚重我们,信任我们,按照我们设定的路线走下去。”
他顿了顿,嘴角扯出一丝苦笑:“可我们错了,从登基的第一天起,陛下就在做我们没想到的事情。”
“提拔刘瑾为司礼监掌印,提拔马永成为东厂提督,提拔谷大用为西厂提督——他把内廷的权力,全部抓到了自己手里。”
“我们以为他只是信任东宫旧臣,可现在看来,他是在打造自己的班底。”
“然后是登基诏书,召藩王入京,召边将入京。我们以为这只是少年意气,只是新帝登基的例行公事。我们票拟了,同意了,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现在——藩王入京了,边将入京了,陛下一个一个地接见他们,一个一个地拉拢他们。我们才发现,这盘棋,从五月二十九日就开始了。我们以为自己是下棋的人,可实际上——我们只是棋子。”
谢迁的嘴唇抿得发白,他想起自己当初说的那些话。
他以为自己聪明,以为自己看得远,可现在他才发现——他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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