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新年夜的钟声 (第2/2页)

“让帝国不垮？”贝尔塔接过话头。
　　
　　伊洛娜沉默了。
　　
　　“我也想改变世界，”贝尔塔说，“但我改变了什么？什么都没有。我只是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报道，然后第二天，它们就被用来包鱼了。”
　　
　　“那您为什么还要写？”
　　
　　贝尔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因为，”她说，“如果不写，我就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
　　
　　伊洛娜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疲惫，没有绝望，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不肯熄灭的光。
　　
　　“贝尔塔，”伊洛娜说，“您会好起来的。”
　　
　　“当然。我还要看你的第三篇报道呢。”
　　
　　伊洛娜笑了。“我还没写。”
　　
　　“那就写。现在写。”
　　
　　“现在？”
　　
　　“对。就坐在这里写。我给你看着。”
　　
　　伊洛娜从包里拿出纸和笔，坐到贝尔塔的书桌前。窗外是维也纳的灰色天空，窗台上有一盆快要枯萎的仙人掌。
　　
　　她开始写。
　　
　　写什么？写贝尔塔。
　　
　　写一个独自住在小公寓里的女人，没有家人，没有财富，只有一台打字机和一屋子书。写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工作到深夜，写那些没人愿意看的、关于穷人、女人和孩子的故事。写她病了三天，没有人来看她，直到一个实习记者敲响了她的门。
　　
　　她写得很顺，几乎没有停顿。写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她把稿子递给贝尔塔。
　　
　　贝尔塔戴上眼镜，读了一遍。
　　
　　“太煽情了。”她说。
　　
　　“那就删。”
　　
　　“不用删。这不是新闻，这是散文。散文可以煽情。”
　　
　　贝尔塔把稿子放在桌上，看着伊洛娜。
　　
　　“你有一双好眼睛，”她说，“看得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
　　
　　“比如，一个快要枯萎的仙人掌，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养它。”
　　
　　伊洛娜低下头，笑了。
　　
　　莱奥在正月初三收到了雅各布的回信。信很短：
　　
　　“莱奥：
　　
　　你问我‘下面是什么’。我告诉你：下面是泥土。泥土下面是什么？是更深的泥土。
　　
　　挖到底，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
　　
　　但挖的过程，会让你知道自己的手有多有力。
　　
　　雅各布”
　　
　　莱奥读了两遍，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他站在炮台上，面朝大海。今天的海很平静，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灰白色的天空。
　　
　　“少尉，”马蒂奇走过来，“瓦格纳昨天来找我了。”
　　
　　“找你干什么？”
　　
　　“让我告诉你，他已经把搬弹药的事上报了。”
　　
　　“上报给谁？”
　　
　　“维也纳。”
　　
　　莱奥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呢？”
　　
　　“然后？然后等着。看上面怎么处理。”
　　
　　“你觉得会怎么处理？”
　　
　　马蒂奇掏出烟斗，点上。“两种可能。第一，给你一个处分，说你‘违反规程’。第二，给你一个嘉奖，说你‘主动作为’。在帝国里，这两种可能都有可能。”
　　
　　“哪个可能性更大？”
　　
　　“处分。因为嘉奖的话，上面就要承认他们之前没给弹药是错的。帝国永远不会承认错误。”
　　
　　莱奥点了点头。“我知道了。”
　　
　　“你不怕？”
　　
　　“怕也没用。”
　　
　　马蒂奇吐出一口烟。“你这个人，跟你父亲一样。”
　　
　　“您又说我父亲。您不是不认识他吗？”
　　
　　“不认识。但我听说过。一个不怕死的人，要么是真的勇敢，要么是真的傻。”
　　
　　“您觉得我属于哪一种？”
　　
　　马蒂奇看了他一眼。“不知道。但你会活很久。”
　　
　　“为什么？”
　　
　　“因为怕死的人都死得早。不怕死的，反而活得长。”
　　
　　莱奥没有回答。他看着海面，看着远处的渔船在波浪中起伏。
　　
　　也许马蒂奇说得对。
　　
　　也许不对。
　　
　　但他不想再想这些了。
　　
　　他只是想活着。活着，然后做一点有用的事。
　　
　　哪怕只是一点点。
　　
　　雅各布在正月初五接待了一个特殊的客人。
　　
　　不是马萨里克，不是王子，不是那个穿皮草的女人。
　　
　　而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穿着破旧军大衣的中年男人。男人的脸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从左额一直延伸到右下巴，几乎把脸劈成了两半。
　　
　　“您是科恩先生？”男人站在柜台前，声音沙哑。
　　
　　“是我。”
　　
　　“我叫卢卡·科瓦奇，是……是迈尔先生的朋友。”
　　
　　“哪个迈尔先生？”
　　
　　“赫尔曼·迈尔。您请他喝过咖啡的那个失业工头。”
　　
　　雅各布想起来了。那个蹲在街边用树枝画画的男人。
　　
　　“他怎么了？”
　　
　　科瓦奇低下头。“他死了。”
　　
　　雅各布的手停了一下。“怎么死的？”
　　
　　“自杀。昨天晚上，在他住的棚屋里，上吊了。”
　　
　　雅各布沉默了。
　　
　　“他留下一封信，”科瓦奇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信上提到了您。他说，‘谢谢科恩先生的咖啡。那是我喝过的最后一杯好东西。’”
　　
　　雅各布接过那张纸，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迹。
　　
　　“他为什么要自杀？”雅各布问。
　　
　　“找不到工作。老婆跑了。孩子被送到了孤儿院。”科瓦奇的声音很低，“他说，活着没意思。”
　　
　　雅各布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
　　
　　“您想喝杯咖啡吗？”他问。
　　
　　科瓦奇摇了摇头。“我不喝咖啡。我来，是想问您一件事。”
　　
　　“什么事？”
　　
　　“您能不能……帮他把孩子从孤儿院里接出来？”
　　
　　雅各布看着他。“我？一个开咖啡馆的犹太人？”
　　
　　“您是唯一一个对他好的人。”
　　
　　雅各布沉默了很久。
　　
　　“孤儿院在哪？”他问。
　　
　　“在第十七区。叫圣安娜孤儿院。”
　　
　　“我去看看。”
　　
　　科瓦奇的眼睛红了。“谢谢您，科恩先生。”
　　
　　“别谢我。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办成。”
　　
　　科瓦奇走了。雅各布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握着那张信纸，久久没有动。
　　
　　费伦茨从厨房里探出头来。“你真的要去孤儿院？”
　　
　　“去。”
　　
　　“你连自己都养不活，还养别人的孩子？”
　　
　　“我没说要养。我只是去看看。”
　　
　　“看看之后呢？”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把信纸放回抽屉，锁好，然后穿上外套。
　　
　　“费伦茨，”他说，“今天提前关门。”
　　
　　“你要去哪？”
　　
　　“圣安娜孤儿院。”
　　
　　“现在？”
　　
　　“现在。趁我还没改变主意。”
　　
　　他推开门，走进雪里。
　　
　　维也纳的雪，还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