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第2/2页)

我的手臂开始发酸。四十一岁的身体比九十一岁好一万倍，但爬塔这种事情，不是四十岁或者二十岁就能轻松应对的。你的手臂在拉，你的腿在蹬，你的核心在收紧，你的呼吸在加速，你的心脏在胸腔里擂鼓一样地跳。海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把你的身体吹得东摇西晃，你只能用一只手抓住横杆，另一只手去够下一级。
　　
　　赵远航在我下面。他的呼吸很重，每一次呼气都带着一种压抑的、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声音。他的速度没有慢下来，但他的动作开始变形——不是不标准，而是每做一个动作，都要比上一级多花一点时间。
　　
　　远处，海面上，传来一阵密集的炮声。
　　
　　不是密集阵，是舰炮。大口径的、能把一艘船从中间折断的舰炮。我透过塔身的缝隙往海面上看了一眼——那些试图逃离港口的记者船，有几艘已经被击沉了，只剩下船艏或者桅杆还露在水面上，像几根被折断的、戳在海水里的手指。更多的船在掉头，在停船，在举起白旗。漂亮国海军的冲锋舟在水面上飞驰，把那些落水的、投降的、吓得说不出话的记者们一个一个地从水里捞上来，用塑料扎带绑住手腕，串成一串一串的，像被捞上来的鱼。
　　
　　太乱了。简直太乱了。
　　
　　漂亮国为了防止任何船只离港，为了防止任何“奸细”带着落日计划的机密逃出去，他们封锁了整片海域。所有的船，不管是记者的、技术人员的、还是后勤保障的，全部不得离港。那些试图强行离开的船，在三声警告之后，被毫不留情地击沉了。那些没有试图离开的船，也被勒令原地停泊，船上所有的人都要接受身份核查。
　　
　　漂亮国不知道混进来的奸细有几个，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同伙，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把数据传了出去。他们只知道一件事——在查清楚之前，这片海域里的每一艘船、每一个人，都是嫌疑人。
　　
　　我们站在塔上，眼睁睁地看着龙国的海上飞艇被击沉了。
　　
　　那艘银白色的、流线型的、比我们年轻一百多年的飞艇，在密集阵的炮弹下像一张被揉皱的纸。它的船体被撕开了好几个大洞，海水从那些洞里涌进去，灌进舱室，灌进引擎，灌进每一条通道。它倾斜了，先是向左，然后向右，然后像一头垂死的鲸鱼，缓缓地、缓缓地，把头扎进了海水里。
　　
　　船长和船员们被漂亮国士兵从水里捞上来，湿淋淋的，有的在咳嗽，有的在发抖，有的在流血。他们的手腕被塑料扎带绑住，一个接一个地被串成一条长队，被押着从港口走向平台的某个方向。没有人反抗，没有人喊叫，没有人做任何多余的动作。他们都是记者船上的工作人员，没有带枪，没有任何武器，甚至没有任何可以被解释为“武器”的东西。他们是来工作的，是来报道一场新闻发布会的。现在，他们的船沉在海底，他们的手腕上绑着塑料扎带，他们的身后跟着端着自动步枪的漂亮国士兵。
　　
　　枪响了。
　　
　　不是在海面上，是在平台上。
　　
　　我听到了那声音——短促的、干燥的、像一根树枝被折断的声音。步枪的声音。然后又是一声。然后是一阵连续的、分不清点射还是连发的、像炒豆子一样的枪声。
　　
　　漂亮国在无差别地屠杀。
　　
　　不是针对某个人，不是针对某个国家，而是——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那些记者，那些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扛着摄像机举着录音笔的、只是想拍几张照片写几篇报道的记者们，正在被漂亮国士兵像打靶一样地射杀。
　　
　　我站在塔上，看着下面的平台上那些四散奔逃的人影。有人在跑，有人在爬，有人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有人举起双手，有人跪在地上磕头。枪声从平台的各个方向传来，没有规律，没有节奏，只有连续的、不间断的、像暴雨打在铁皮屋顶上的声音。
　　
　　那些记者船都没有带枪。没有一艘带了枪。他们是记者，不是士兵。他们的武器是摄像机，是录音笔，是记者证。但漂亮国士兵不会去分辨这些。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封锁”，是“lethalforceisauthorized”，是在这个被红色警报和白色探照灯填满的夜晚里，对每一个没有正确ID的人开枪。
　　
　　我们已经爬到了塔的顶端。
　　
　　不是真正的顶端——钻探塔还在往上延伸，一直延伸到几百米的高空，塔顶的红色航空警示灯在我们头顶很远的地方有节奏地闪烁着。但我们脚下的这个工作平台，已经是塔身上最后一个有完整围栏和逃生通道的平台了。再往上，只有光秃秃的塔身和每隔几米一根的、没有围栏的爬梯。
　　
　　下面不断有子弹射上来。
　　
　　不是瞄准了打的——在这个高度，在这个风里，在应急灯那昏黄而混乱的光线下，没有人能瞄准一个一百多米高处的目标。但子弹还是飞上来了，有的打在塔身的钢结构上，溅出橙色的火花；有的打在平台的金属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像冰雹砸在铁皮上的声响；有的从我们耳边飞过去，带着那种尖锐的、撕裂空气的哨音，消失在头顶的黑暗中。
　　
　　我们的衣服能防弹。陈远准备的这套高仿漂亮国军装，面料的纤维结构里织入的那层金属屏蔽网，不仅能防射频扫描，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低速弹头的穿透。但“一定程度”不是“百分之百”。一颗9毫米手枪弹打在胸口，你可能会疼得弯下腰，但不会死。一颗5.56毫米步枪弹打在同一个位置，你可能会断两根肋骨，但防弹层还能扛住。但三颗呢？五颗呢？十颗呢？
　　
　　我的身上已经挨了好几下。左肋那一下最重，像被一个职业拳击手用全力打了一拳，呼吸的时候能感觉到肋骨在疼。右肩那一下轻一些，但位置不好，正好在肩关节的缝隙里，整条右臂都有些发麻。大腿外侧那一下最轻，只是被擦了一下，防弹层没有被击穿，但那一块皮肤已经开始发紫了。
　　
　　赵远航的情况更糟糕。
　　
　　他落在后面，在爬梯上比我们多暴露了至少三十秒。他的防弹衣上至少有六七个弹着点，分布在胸口、腹部和左臂上。最严重的一发打在了防弹插板的边缘——那里的防护是最薄弱的。插板碎了，碎片嵌进了他的防弹衣内衬里，虽然没有穿透到皮肤，但那块区域的防弹能力已经归零了。他的左臂垂在身侧，不怎么动，可能是被冲击力震伤了，也可能是防弹衣的碎片卡在了关节里。
　　
　　他的脸色很白，但不是恐惧的那种白，而是疼痛的那种白。嘴唇紧抿着，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在应急灯的光线下亮晶晶的。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他的呼吸还是稳的，他的手——没有受伤的那只手——还是死死地攥着那把塑料手枪。
　　
　　没有退路了。
　　
　　下面的士兵还在往上爬。他们已经过了第六个工作平台，正在向第七个平台推进。他们的速度不快，但很稳，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一步一步地、不可阻挡地往上移动。他们不再喊话了，不再警告了，只是在爬，在追，在缩短距离。他们知道我们没地方可去。这座塔的顶端没有直升机停机坪，没有逃生舱，没有任何可以让我们离开这片海域的工具。往上爬，只能爬到塔顶的航空警示灯下面，然后停下来，然后被他们堵住。
　　
　　我们三个人，居然默契地靠在了一起。
　　
　　我甚至不知道是谁先动的。也许是我，也许是赵远航，也许是沈敬尧。但在某个我无法准确回忆的时刻，我们三个人——一个龙国海军的前潜艇艇长，一个龙国海军的前核反应堆工程师，一个被龙国和漂亮国双双除名的叛徒——背靠着背，站在落日计划钻探塔顶端的工作平台上，形成了三角状。
　　
　　我面朝东。赵远航面朝西。沈敬尧面朝南。我们的后背靠在了一起，肩膀挨着肩膀，脊椎顶着脊椎。三个人的体温透过三件被海风吹冷的军装，汇成了一个微小的、温暖的、在这个冰冷的、混乱的、被子弹和鲜血填满的夜晚里几乎微不足道的点。
　　
　　我自己都惊了。
　　
　　一百三十六年前，在清源山寺庙的大殿里，我抱着一个死去的老人，跪在地上，面前是一个举着枪的叛徒。一百三十六年后的今天，那个叛徒的后背贴着我的后背，他的体温透过军装传到我的脊椎上，和我自己的体温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他的，哪个是我的。
　　
　　沈敬尧不可置信地看着下面。
　　
　　他站在平台的南侧，面朝着港口的方向。他的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撑在平台的围栏上，手指攥着冰凉的金属栏杆，指关节泛白。他的脸上没有那种从容的、笃定的、棋手落子时的笑容了。他的脸上只有一种东西——不可置信。那种不可置信不是对局势的不可置信，而是对某种更深的、更根本的、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的不可置信。
　　
　　他无法想象，自己忠实的漂亮国，居然是这样的。
　　
　　他在漂亮国待了多少年？从二十一世纪叛逃过去，到2130年的今天，至少一百多年。一百多年里，他替漂亮国做了多少事？他带去了龙国海军核潜艇的核心机密，他帮漂亮国建立了一套又一套针对龙国的数字监控系统，他在联合国推动通过了《全球数字主权让渡协议》，他让漂亮国在他的帮助下牢牢地攥住了全世界一百九十三个国家的数字命脉。他是漂亮国最锋利的刀，最忠诚的狗，最好用的棋子。
　　
　　现在，这把刀，这条狗，这颗棋子，站在漂亮国最骄傲的工程——落日计划——的塔顶上，被漂亮国的士兵用枪口指着，被漂亮国的军官在广播里宣布为“unauthorizedindividual”，被漂亮国海军舰艇上的探照灯锁定着，被漂亮国这个他为之奉献了一百多年的国家，像丢掉一个用完了的垃圾一样，毫不留情地抛弃了。
　　
　　他的嘴唇微微张开，又合上，又张开。他的喉结动了一下，像是在咽下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可能是一句话，可能是一声叹息，可能是一滴还没有来得及变成眼泪的、滚烫的水。
　　
　　昔日和他并肩作战的军官，如今正站在塔下，对着他咆哮。那个被他用枪柄砸晕的准将已经醒了，他站在第六层工作平台上，仰着头，手里拿着扩音器，用沙哑的、被海风吹散的声音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话：
　　
　　“Youaresurrounded.Thereisnoescape.SurrendernowandyouwillbetreatedaccordingtotheGenevaConvention.Irepeat,surrendernow——”
　　
　　日内瓦公约。沈敬尧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那个动作太快了，快得我分不清那是想笑还是想抽搐。
　　
　　漂亮国最开始还是枪杀记者。
　　
　　那些在平台上乱跑的、没有正确ID的、被怀疑是“奸细”的人，被一个一个地射杀。一声枪响，一个人倒下。再一声枪响，又一个人倒下。有节奏的，有选择的，像是在执行某种经过了精确计算的、冷酷但“干净”的清除程序。
　　
　　然后是用机枪扫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那些站在平台各个角落的漂亮国士兵突然同时举起了手中的自动步枪，对着人群密集的地方，扣下了扳机。不再是点射，不再是瞄准，而是——扫射。连续的、不间断的、像暴雨打在铁皮屋顶上的扫射。人群像被割倒的麦子一样，一片一片地倒下。有人在尖叫，有人在哭泣，有人拖着被打断的腿在地上爬，留下一道一道暗红色的、在应急灯下泛着诡异光泽的痕迹。
　　
　　最后直接改成了榴弹。
　　
　　榴弹发射器那沉闷的、像心脏被重击了一下的声音，从平台的各个方向传来。每一发榴弹落地，都会炸开一团橘红色的火光，火光中有碎片在飞，有人体在飞，有被炸碎的摄像机三脚架在飞。刹那间，血肉横飞。一个记者的身体被榴弹的冲击波抛上了十几米的高空，在应急灯的光柱中翻滚了几圈，然后重重地摔在金属地板上，发出一声湿漉漉的、沉闷的声响。他的相机还挂在他的脖子上，镜头碎了，机身变形了，快门线像一根被扯断的血管，垂在他的胸口。
　　
　　一个记者被炸成了几片。不是比喻，是真的——几片。他的上半身和下半身之间隔着至少五米的距离，他的左臂在更远的地方，手里还攥着那个已经没有了电池的录音笔。他的脸还是完整的，眼睛睁着，嘴巴张着，像是在说一句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话。
　　
　　我手里的那把塑料手枪，此刻还死死地捏着。握把上的防滑纹路嵌进了我的掌心，硌得生疼。扳机护圈内侧被我的手指磨得发烫。我把它举在胸前，枪口朝下，指向塔的下面。
　　
　　赵远航的枪口也朝下。他的左臂垂在身侧，不怎么动，右臂举着枪，枪口指向平台的西侧。他的手还在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疼痛。那几颗打在他防弹衣上的子弹，虽然没能穿透，但冲击力已经在他的身体里留下了痕迹。他的每一次呼吸，肩膀都会微微抽动一下，然后枪口也会跟着颤一下。
　　
　　沈敬尧也死死地抓着手枪。那把金属的、9毫米的、真枪实弹的手枪，被他握在右手里，枪口朝南，指向塔的下方。他的手腕很稳，比赵远航稳得多，比他自己在清源山寺庙里举枪的时候也稳得多。一百三十六年前，他举枪的时候，手在抖，拇指按在保险上，青筋暴起，整只手都在剧烈地颤抖。现在，他的手不抖了。
　　
　　我们三个人，背靠着背，枪口朝下，没有互相指着对方。
　　
　　在这个被红色警报、白色探照灯、黑色海水和暗红色鲜血填满的夜晚里，在这个荒谬的、不可能的、没有任何逻辑和道理可言的时刻，三个从一百三十六年前就开始纠缠不清的人，站在落日计划钻探塔的顶端，面朝三个不同的方向，枪口指向同一个敌人。
　　
　　第一个漂亮国士兵爬上了平台。
　　
　　他出现在平台东侧的爬梯口，一个年轻的、满脸雀斑的白人士兵，自动步枪挂在胸前，战术头盔下面的眼睛瞪得很大。他爬上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我——一个穿着漂亮国陆军工程兵团中校军装的人，站在他面前三步远的地方，手里举着一把塑料手枪。
　　
　　他愣了一下。那一愣的时间很短，不到一秒钟。但足够我做出反应了——不，不是我的反应，是沈敬尧的反应。
　　
　　沈敬尧没有朝他扑过去，没有用枪指着他的头，没有做任何多余的动作。他只是猛地转身，右臂从下往上挥出去，枪柄朝前，狠狠地砸在了那个士兵的太阳穴上。那个动作和他在走廊里击倒漂亮国准将的动作一模一样——快，准，狠，没有一丝犹豫，没有一毫多余。那个士兵的眼睛在那一瞬间翻白了，身体像一截被砍倒的木头，直直地倒了下去，砸在平台的金属地板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
　　
　　沈敬尧推开那具瘫软的身体，把他从爬梯口踢到了一边。然后他蹲下来，从那个士兵的胸前摘下了那把自动步枪，熟练地检查了一下弹匣，拉动枪栓，把枪挂在肩上。
　　
　　第二个士兵出现在西侧的爬梯口。
　　
　　这一次是赵远航的方向。那个士兵比第一个警觉得多——他还没有完全爬上平台，就把枪口先伸了上来，瞄准了平台的内侧。赵远航没有沈敬尧那种近身格斗的本事，他没有在军校里练过那些东西，他只是一个工程师，一个一辈子坐在反应堆控制台前面盯着仪表盘的工程师。
　　
　　但他的手没有抖。
　　
　　他扣动了扳机。
　　
　　塑料手枪发出一声短促的、干燥的、像树枝被折断一样的声响。子弹打在那个士兵的防弹衣上，嵌了进去，没有穿透，但冲击力让那个士兵的身体猛地向后仰了一下，手指在惊慌中扣动了扳机，子弹打在了平台的天花板上，溅起一片火星。
　　
　　赵远航的第二枪紧接着第一枪。这一次，他瞄准的是脖子——防弹衣和头盔之间那几厘米的、没有任何防护的缝隙。子弹打进去了。那个士兵的眼睛瞪到了最大，嘴巴张开，发出一声含混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的声响。他的手指从扳机上滑落，身体向前倾倒，趴在了爬梯口的栏杆上，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滑了下去。
　　
　　沈敬尧不可置信地看向我们。
　　
　　他的眼睛在那一瞬间变得很大，瞳孔微微收缩，嘴唇张开，像是想说什么。他看着赵远航手里的那把塑料手枪——两发子弹，全部打光了，枪口还冒着淡淡的青烟。然后他看着赵远航的脸——那张苍白的、被疼痛扭曲的、但眼睛还是亮的、呼吸还是稳的、手还在抖但枪口始终没有偏离方向的脸。
　　
　　他看了大约两秒钟。也许更短。在这个被警报声、枪声、海风声和心跳声填满的夜晚里，两秒钟长得像两个世纪。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那个口型像是“谢谢”，又像是“对不起”，又像是某个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甚至可能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发音的词。
　　
　　然后他收回了目光。
　　
　　第二波漂亮国士兵马上就要上来了。从东侧，从西侧，从南侧，从北侧——所有的爬梯口都传来了金属碰撞的声音、作战靴踩在横杆上的声音、急促的呼吸声和压低了的命令声。他们不会再一个一个地爬上来送死了。他们会同时从四个方向冲上来，用人数、用火力、用一切他们拥有的优势，在三十秒之内结束这场荒唐的、不应该发生的、让整个漂亮国陆军工程兵团颜面扫地的追逐战。
　　
　　沈敬尧走到平台的东侧，从那个被他打晕的士兵背上卸下了一个背包。黑色的，方方正正，拉链上系着一个标签。他拉开拉链，往里面看了一眼，然后他把背包的口朝下，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了出来。
　　
　　三个降落伞。
　　
　　叠得整整齐齐的、方形的、军用的降落伞包，从背包里滚出来，落在平台的金属地板上，发出闷闷的、柔软的声响。降落伞包是漂亮国海军陆战队的标准装备，主伞和副伞叠在一起，还有一个自动开伞器，一个高度计，一个GPS信标——虽然在这个被天幕封锁的海域里，GPS信号大概早就被屏蔽了。
　　
　　他挑了最好的两个，扔给了我。那两包落在我脚边，撞在金属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沈敬尧把第三个包抓在自己手里，扣好胸前的卡扣，拉紧腿部的绑带，动作熟练得像一个跳过一百次伞的老兵。
　　
　　他没有看我们。他走到平台的边缘，一只手抓着围栏，一只手检查着胸前的卡扣。他的身体在风里微微晃动，军装的下摆被海风吹得猎猎作响。
　　
　　他跳下去了。
　　
　　没有回头，没有告别，没有说任何话。他松开围栏的那一瞬间，身体像一颗被射出去的炮弹，直直地坠入了塔下的黑暗中。大约三秒钟后，降落伞打开了——在应急灯的昏黄光线下，那朵白色的、圆形的伞花在夜空中绽放，像一朵被风吹散的蒲公英。
　　
　　他往北边飘去了。北边是大海，是漆黑一片的、没有月光、没有星光、没有任何船只灯光的大海。北边是——不知道什么地方。但北边不是漂亮国军舰聚集的方向，不是记者船沉没的方向，不是龙国海上飞艇被击沉的方向。
　　
　　赵远航看着我。他的脸色还是很白，额头上汗珠在应急灯下亮晶晶的，左臂垂在身侧不怎么动，右手还攥着那把已经打光了子弹的塑料手枪。他的眼睛里有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的、像是在问“你在想什么”的东西。
　　
　　我看着他。
　　
　　我低头看了看脚边那两个降落伞包。又看了看赵远航——他的左臂，他的防弹衣上那几处碎裂的插板，他脸上那种被疼痛压着但始终没有喊出声的表情。
　　
　　我从地上捡起一个降落伞包，扔给了他。他伸手接住了，动作有点慢，左臂没有帮忙，只用右手就把包夹在了怀里。
　　
　　我捡起另一个。
　　
　　往哪儿跑？
　　
　　下面只有海。就算跳下去，就算降落伞打开了，就算我们成功地降落在海面上，也会被漂亮国海军的冲锋舟捞上来的。这片海域已经被彻底封锁了——漂亮国的军舰在四周排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包围圈，探照灯的光柱在海面上来回扫射，冲锋舟在水面上飞驰，像一群被放出来觅食的鲨鱼。跳进海里，就是跳进一个更大的牢笼。
　　
　　我抬起头。
　　
　　天空中，一根巨大的能量柱刺破了夜空。
　　
　　那是落日计划的钻探塔顶端发射出的能量束——不，不是发射，是释放。那座高耸的钻探塔的塔顶，那个平时只亮着一盏红色航空警示灯的地方，此刻正向外喷射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那光不是白色的，不是蓝色的，不是任何一种我可以用语言描述的颜色。它更像是——一种颜色的缺失，一种被从光谱中抽走了所有波长之后剩下的、纯粹的、虚无的白。
　　
　　那根能量柱直直地刺向天空，刺入那片被天幕覆盖的、灰蒙蒙的、低垂的云层中。天幕——落日计划用来保护钻探平台的能量护盾——正在天上缓缓地、一片一片地展开。它的边缘是半透明的，像一块被拉伸到极限的保鲜膜，在星光和探照灯的光线下折射出彩虹色的光晕。它的中心是厚重的、不透明的、像一堵正在从天空中生长出来的、倒挂着的墙壁。
　　
　　天幕还没有完全封锁。在北边的方向，在那片漆黑一片的、没有月光的、没有船只灯光的大海上，天幕的边缘和海水之间还有一道狭窄的缝隙——大约几十米高，几百米宽。那道缝隙里没有能量束的折射，没有彩虹色的光晕，只有纯粹的、干净的、深不见底的黑暗。
　　
　　北边。
　　
　　沈敬尧往北边飘去了。
　　
　　我看着那道缝隙，看着那片黑暗，看着那朵越来越小的、正在被夜风往北边吹去的白色伞花。
　　
　　然后我看着赵远航。
　　
　　他也在看那道缝隙。
　　
　　他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那个弧度——在应急灯昏黄的光线下，在警报声和枪声的间隙里，在塔顶一百多米高处的、冰冷的海风中——那个弧度，是笑的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