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42章 他递来的档案袋没有封口 (第1/2页)

顾晓曼约的地点在国贸三期四十二层的空中茶室。林微言到的时候，比约定时间早了十五分钟。这是她的习惯——跟不熟悉的人见面，总要提前到场，把环境摸清楚，把座位选好，把自己的位置摆在相对安全的那一侧。
　　
　　茶室的落地窗外是初秋的北京，天空蓝得不太真实，像是被什么人用修图软件拉高了饱和度。阳光斜斜地铺在白色大理石的桌面上，把桌上的骨瓷茶杯照得半透明。林微言选了一个背对窗户的位子坐下，这样她的脸在阴影里，对方的脸在光里。
　　
　　服务生端来柠檬水，她喝了一口，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不是因为紧张。
　　
　　是因为刚才在出租车上，沈砚舟发来一条消息。只有一行字——“顾晓曼说的每一个字，你都可以信。”她没有回复。她不知道该回复什么。从昨天陈叔把那个档案袋交给她到现在，她的大脑一直处于一种过载的状态，像是同时打开了太多程序，每一个程序都在疯狂运转，但没有任何一个能给出结果。
　　
　　“林小姐？”
　　
　　林微言抬起头。顾晓曼站在茶室门口，穿着一件驼色的风衣，手里拎着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帆布袋。她的长相和林微言在财经新闻上看到的一样——五官精致，气质干练，但近距离看，她的眼睛下面有一层粉底没遮住的青色，像是最近也没有睡好。
　　
　　“叫我微言就好。”林微言站起来。
　　
　　“好，微言。”顾晓曼在她对面坐下，把帆布袋放在脚边，没有点茶，直接要了一杯美式咖啡。然后她看着林微言，沉默了三秒钟。这三秒钟的沉默不是一个商业精英在斟酌措辞，而是一个女人在看着另一个女人，试图从对方的脸上找到某种答案。
　　
　　“你比照片上好看。”顾晓曼说。
　　
　　“你看过我的照片？”
　　
　　“看过。在沈砚舟的钱包里。”
　　
　　林微言握着柠檬水杯的手指收紧了。杯子是冰的，她的指尖也是冰的，两种冰冷碰在一起，分不清谁更凉一些。
　　
　　“顾小姐，”林微言放下杯子，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你约我来，说有些事想当面告诉我。我在听。”
　　
　　顾晓曼的美式咖啡端上来了。她没有加糖，也没有加奶，端起来喝了一口，苦得皱了皱眉，然后放下杯子，把脚边的帆布袋拎起来放在桌上。
　　
　　“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很长。在我开始之前，我想先给你看一样东西。”
　　
　　她从帆布袋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档案袋是旧的，边角磨出了毛边，封口处没有封，只是用一根白色的棉线绕了两圈。她把棉线解开，从里面抽出一叠文件，最上面是一份协议书的复印件，纸张已经微微泛黄，但字迹清晰可辨。
　　
　　林微言看到了那份协议的标题——《关于沈砚舟先生与顾氏集团战略合作的补充协议（保密件）》。日期是五年前的九月。九月。她和沈砚舟分手是五年前的八月。也就是说，这份协议是在他们分手后不到一个月签的。
　　
　　“这份协议，沈砚舟从来没有给你看过。”顾晓曼说。这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没有。”
　　
　　“他也不会给你看。因为他签这份协议的时候，附加了一个条件——协议内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违者赔偿三倍违约金。那个金额，是他当时全部身家的十倍。”
　　
　　顾晓曼把协议翻开，指着其中一页的条款给林微言看。条款的措辞很复杂，法律关系层层嵌套，但核心意思很清楚：沈砚舟以个人身份担任顾氏集团的涉外法律顾问，为期三年，期间不得从事任何与顾氏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作为交换，顾氏集团同意向沈砚舟父亲提供全额医疗资助，包括但不限于手术费用、术后康复费用及后续五年内的所有复诊费用。
　　
　　“他父亲当时需要做肝移植。”顾晓曼的声音很平，像是在念一份与己无关的合同条款，但她的手指在协议边缘无意识地摩挲着，把纸的边角搓出了一个小小的卷，“手术费用很高，术后抗排异的药物更贵，而且需要长期服用。沈砚舟那时候刚执业没几年，他接的案子再多，也挣不出那笔钱。”
　　
　　“他可以告诉我。”林微言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干涩得像砂纸划过玻璃。
　　
　　“他不能。”顾晓曼抬起头看着她，目光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不是同情，也不是愧疚，更像是一个旁观了全程的人终于有机会把真相说出来时的那种沉重，“因为他不只是需要钱。他还需要一张进入涉外商业法律圈的入场券。你知道他的专业方向是跨国商业诉讼，但你可能不知道，他父亲生病之前，他正在申请一家顶级涉外律所的合伙人职位。他需要业绩，需要资源，需要一个能让他在最短时间内积累足够资历的平台。”
　　
　　“所以顾氏给了他这个平台。”
　　
　　“对。而我父亲给他这个平台的条件，就是这份保密协议。”顾晓曼翻到协议的最后一页，签名栏里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沈砚舟的，笔迹很用力，力透纸背，在纸的背面都能摸到凹凸的痕迹。另一个签名是顾晓曼的父亲，旁边还盖着顾氏集团的公章。
　　
　　“我父亲不是慈善家。”顾晓曼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微妙的、对自己父亲的嘲讽，“他愿意出这笔钱，是因为沈砚舟值得投资。三年的时间，沈砚舟帮顾氏打赢了四场跨国官司，避免了两起并购中的法律陷阱，还帮我们建立了一整套涉外合同的风控体系。我父亲后来说，那笔医疗费是他做过最划算的生意。”
　　
　　林微言没有说话。她看着那份协议，看着沈砚舟的签名，看着他用力到几乎要把纸戳破的笔迹。五年前他签下这个名字的时候，在想什么？在想他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在想那个刚刚被他亲手推开的女孩？还是在想接下来三年里他必须一个人扛过去的所有事情？
　　
　　“可是你们被拍到在一起。”林微言听到自己说。她的声音很轻，但很稳，像是在修复一幅残破的古画时，用镊子夹起一片脆弱到几乎要碎掉的纸片，“不是一次，是很多次。在餐厅，在酒店，在机场。媒体说你们是情侣。”
　　
　　“对。”顾晓曼端起咖啡又喝了一口，苦味让她又皱了一下眉，“那是我安排的。”
　　
　　林微言的手指在桌沿上停住了。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戏剧化。”顾晓曼放下杯子，双手交叠放在桌上，姿态很职业，但声音开始有了一点不易察觉的裂痕，“我那时候刚刚接手顾氏的海外业务，需要一个能随时跟我出差的法务顾问。沈砚舟是最好的选择。但问题是，频繁地带着一个年轻男律师到处走，在各种场合出双入对，外界会怎么解读？竞争对手会怎么拿这个做文章？所以我故意让人拍到我们。我把‘沈砚舟是顾氏千金的男朋友’这个消息放出去，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没有人会去深究一个‘准女婿’为什么能拿到那么多核心业务。他越是被认为是靠关系上位的，就越没有人注意到他真正在做的事情。”
　　
　　“你们故意让他背负‘软饭男’的名声。”林微言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裂痕，像是一层薄冰被人用指关节敲了一下，裂纹从中心向四面八方蔓延。
　　
　　“不是我们。”顾晓曼纠正她，“是我。沈砚舟直到第三次被拍才意识到是我安排的。他来找我，差点掀了我的办公桌。但最后他什么都没做。因为他知道，这个名头虽然难听，但对他做的事有帮助。他需要完成那三年的合同，需要让他父亲的后续治疗有保障。他不能翻脸。”
　　
　　茶室的背景音乐是一首很轻的钢琴曲，音符像水滴一样一滴一滴落在安静的空间里。林微言低着头，看着桌上那份协议的复印件，看着五年前那个九月的日期。她忽然想起五年前的那个九月自己在做什么——她在书脊巷的老房子里，把沈砚舟送给她的那本《花间集》锁进书架最底层的抽屉里，然后坐在床边，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发呆。她那时候以为沈砚舟正在和新女友环游世界，以为他早就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但事实上，他正在签一份卖身契。用三年的时间，换他父亲的命。用所有的误解和骂名，换一个她永远不知道的真相。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林微言问。这句话不是在问顾晓曼，更像是在问她自己，问五年前那个被分手的自己，问那个在书脊巷里一个人熬过无数个夜晚的自己。
　　
　　“因为他不敢。”顾晓曼从档案袋里又抽出一张纸，这张纸不是合同的复印件，而是一张医院的诊断证明。纸张很新，日期是今年三月，上面写着患者的姓名——沈砚舟，诊断结果——中度焦虑障碍，伴有间歇性失眠。建议规律服药，避免过度劳累。
　　
　　“今年三月份，也就是他回国之前。”顾晓曼说，“他不是回国追你，他是不得不在回国之前先把身体稍微养好一点。五年来他每天平均只睡四个小时，在飞机上的时间比在地面上的时间还多。去年打赢最后一场官司的时候，他在法庭门口吐了。吐完以后擦擦嘴，继续回酒店开会。”
　　
　　林微言把诊断证明拿起来。纸片很轻，轻到几乎没有重量，但她的手腕在发抖，抖得纸片簌簌作响。她放下诊断证明，两只手交握在一起，用力握着，像是要握住某种正在从指缝间流失的东西。
　　
　　“顾小姐，”她说，声音终于不再平稳，像是湖面裂开了一道缝，底下的水正在一点一点涌上来，“你今天来告诉我这些，是为了什么？”
　　
　　顾晓曼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天空还是蓝的，阳光还是亮的，但茶室里的空气似乎变重了，重到每一次呼吸都需要用力。
　　
　　“因为沈砚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解释过。”顾晓曼说，“他不解释的原因有三层。第一层，协议不允许他说。第二层，他说了他父亲的真实病情，怕你更难受——你不是那种知道真相之后就能释怀的人，你是那种知道真相之后会更痛苦的人，因为你会为他的痛苦而痛苦。他不会让你承受这个。”
　　
　　她顿了顿，端起咖啡杯，发现杯子已经空了，又放下。
　　
　　“第三层，他说与其让你知道他是被逼的，不如让你认为他是自愿离开的。因为被逼无奈会让人心疼，而自愿离开只会让人恨。恨一个人，比心疼一个人更容易放得下。”
　　
　　林微言低下头。她不想在顾晓曼面前哭。她跟顾晓曼不熟，这是她们第一次见面，她不习惯在不熟悉的人面前露出任何脆弱。但是眼泪不听她的。眼泪有自己的意志，一颗一颗砸在她交握的手指上，砸在那张医院的诊断证明上，砸在五年前那场她以为永远不会有答案的分手上。
　　
　　“但是他现在在追你。”顾晓曼说，语气忽然变了，从一个冷靜的叙述者变成了一个带有一点无奈的旁观者，“他用修古籍的理由，用旧书摊上偶遇的理由，用各种笨到不行的方式靠近你。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说。他说他不敢——你看，这个人，在法庭上敢跟任何人对质，在你面前连一句解释都不敢。他怕你听完以后更不要他了。因为你知道真相之后，就不是恨他，而是心疼他。心疼，比恨更让人放不下。他怕你因为这个回到他身边，而不是因为你真的还爱他。”
　　
　　顾晓曼把档案袋里剩下的东西全倒了出来。有沈砚舟在飞机上的登机牌，密密麻麻攒了厚厚一叠，时间跨度从五年前到现在；有一张张汇款单的复印件，收款方是各大医院和药房；还有一本已经翻得很旧的笔记本，里面是沈砚舟的字迹，记录着他父亲每天的用药剂量和身体指标数据。这些东西摊在桌上，像一个被拆开的俄罗斯套娃，一层套一层，每一层里面都藏着一个林微言从来不知道的沈砚舟。
　　
　　“我跟你说这些，不是因为他让我来说的。”顾晓曼把空的帆布袋叠好，站起来，“他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来见你。如果他知道，大概又要来掀我的办公桌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