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断剑重铸 第十章：古卷离乡 (第2/2页)
众人沉默。又是一段文明记忆被系统性剥离的惨痛往事的冰山一角。陈思源感到胸口发闷。这些被廉价卖出的“残片”和“写本”，或许就包含着破解某些历史谜题的关键信息，如今却散落在异国的库房里，被用另一种视角研究和定义。
“把这些资料也整理出来，”陈思源沉声道，“未来我们的‘文物回家’项目，或者相关历史研究，都用得上。这也是反击‘西方更保护文明’谎言的有力证据——他们最初获得这些珍宝的手段，很多时候并非光明正大，甚至充满欺骗与掠夺。”
【历史闪回线】
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甘肃，敦煌，莫高窟。
炙热的阳光烘烤着戈壁，鸣沙山沉默地矗立。王圆箓道士掸了掸道袍上的沙尘，有些不安地看着眼前这个高鼻深目、穿着探险装束的外国人——英籍匈牙利探险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斯坦因脸上带着和煦而富有学者气质的笑容，通过翻译蒋孝琬，正在极力说服王道士。
“尊敬的法师，”斯坦因的声音充满敬意，“我来自遥远的英国，是一名虔诚的佛教艺术研究者。我惊叹于这片洞窟中保存的古老佛教绘画和雕塑，它们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我听说，您几年前发现了一个藏经的洞窟（指藏经洞）？”
王圆箓警惕地点点头。藏经洞是他八年前偶然发现的，里面堆满了古代写卷、绢画、法器，他不懂其价值，只当是古物，曾拿出一些送给地方官员，也曾为筹钱修缮庙宇卖过少许。
斯坦因察言观色，立刻转换话题，大谈自己对玄奘大师的崇敬，讲述自己沿着玄奘足迹考察的“壮举”，并声称自己正是受玄奘精神感召，来此研究佛教艺术，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东方文明的伟大”。他巧妙地投其所好，表示愿意捐出一笔“功德钱”，资助王道士修缮洞窟。
在蒋孝琬的协助和银元的诱惑下，王道士的防线逐渐松动。斯坦因最终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挑选。当他看到那堆积如山的公元4至11世纪的写卷、绢画、刺绣时，内心震撼无比。他强压激动，以“借阅研究”为名，开始有计划地挑选。
他深知这些文献的价值，也明白手段必须“谨慎”。他不断强调自己的“学术目的”，避开“购买”字眼，而是以“捐赠香火钱”换取“允许带走少量研究样品”。交易在夜色中进行。最终，斯坦因用区区四十块马蹄银（约合200两银子）和几句承诺，换走了装满二十四大箱、约一万四千件写本、绢画和刺绣，以及五大箱其他文物。这些无价之宝，被当作“研究材料”运出中国。
临行前，斯坦因还与王道士合影，照片上他志得意满，王道士则有些茫然。斯坦因在后来出版的游记中写道：“……将这些长期被遗忘的珍贵文献从湮没中拯救出来，置于欧洲学者所能及的研究中心，是它们所能遇到的最好命运……王道士虽不甚明了其价值，但获得了修缮庙宇的资财，亦是功德。”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次年（1908年），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接踵而至。伯希和汉语流利，精通中文古籍，他的挑选更具学术针对性。他以五百两银子，从王道士处“购得”了约六千件精华写本和大量绢画、木雕等。伯希和挑选时，往往快速翻阅，专挑有纪年、带注释、或内容独特的卷子，其眼光之毒辣、搜掠之精准，远超斯坦因。
再往后，日本的橘瑞超、俄国的奥登堡、美国的华尔纳……形形sese的探险家、学者、文物贩子闻风而至。藏经洞的珍宝被以各种名义、极不对等的代价，源源不断地攫取、切割、运往海外。王道士从最初的不安，到后来的麻木，甚至主动兜售。他或许始终未能真正理解这些“故纸堆”的惊天价值，只将其视为可以换取修缮经费的“古物”。
而彼时的清政府，风雨飘摇，对西北边陲的控制力和文化责任心已降至冰点。地方官员或昏聩无知，或受贿默许，甚至有的也参与分羹。层层上报的文书石沉大海，偶尔有有识之士的疾呼也被漠视。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文献宝库，就在这种自上而下的麻木、无知与贪婪，以及外来者精心包装的“学术”名义下，被系统性拆解、流散。
斯坦因、伯希和们的行为，固然是赤裸的掠夺，但其过程却披着“学术考察”、“文明拯救”的外衣。他们用少量的金钱，利用了守护者的贫困与无知，利用了当地政府的主权缺失与管理混乱，更利用了当时中国整体性的衰败与失语。他们将掠夺行为自我合理化，将自己塑造为“发现者”和“保护者”，而将原属国的权益和文明记忆的完整性，置于次要地位。
那些被运走的经卷，在伦敦、巴黎、圣彼得堡、东京的图书馆和博物馆里，得到了精心的修复、编目和研究，催生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这固然促进了学术发展，但无法改变其来源的非正义性，以及其导致的中国学术研究长期依赖海外资料、核心文物分离的痛楚。更重要的是，这种剥离，使得敦煌文化遗产的完整语境被破坏，其作为中华文明融合创新、丝绸之路交流结晶的整体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域外学者按照其自身学术传统和兴趣点进行了重新切割和诠释。
王圆箓不会知道，他放行的那些“研究样品”，在未来百年间，会成为中国学者心中难以弥合的伤痛，会成为国家追索流失文物名单上沉甸甸的一项，更会成为西方某些势力在谈论“文物国际主义”时，刻意回避或轻描淡写的原罪。
在那个黄沙漫天的年代，古卷离乡，带走的不只是纸张和墨迹，更是一段文明交汇的鲜活记忆，以及一个古老民族在积贫积弱时，无力守护自身精神瑰宝的深沉悲怆。
这段历史，与当下正在进行的、围绕历史解释权和文明叙事权的暗战，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可悲映照。只不过，今天的中国，已非当年那个任人宰割、连自家宝藏都看不住的沉睡巨人。清除内部的“毒刺”，抵御外部的“巧取”，正是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在任何形式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