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血脉记忆 第十二章：公开的博弈 (第2/2页)
那位退休将军，一直沉默着，此刻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千钧之力：“我是参加过实战的老兵。我告诉你们什么是真正的自信从容：不是忘记伤疤，而是伤疤好了，筋骨更强了，并且清楚地知道伤疤是怎么来的，确保绝不会再在同一个地方挨第二刀！忘记苦难的‘自信’，是虚胖，是飘着的。只有把苦难嚼碎了，咽下去，化成骨头里的钙、血液里的铁，这样的自信，才是实的，才是任何风雨都打不垮的！我们的年轻人，需要这种实心的自信！”
将军的话，引来全场第一次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节目录制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结束。没有一方完全说服另一方，但观点的交锋、证据的呈现、不同立场的碰撞，通过镜头清晰地传递了出去。这本身，就是一次空前公开的、关于“我们如何记忆”的全民讨论。
走出演播大厅，深夜的寒意扑面而来。陈思源看到远处，赵海川的车低调地停在路边。他走过去，拉开车门坐进去。
赵海川没有立刻开车，递给他一个保温杯：“辩论很精彩。舆论监测显示，直播峰值收视率破纪录，网络讨论量爆炸。支持理性探讨真相的声音开始占据上风，但反对和混淆视听的声浪也更集中了。”他顿了顿，“线下，有迹象表明，某些群体可能在策划针对教材落地学校的‘家长抗议’活动。背后，有我们熟悉的影子。”
陈思源喝了口热水，温暖着有些发凉的喉咙：“意料之中。冰层要凿开，总会遇到最坚硬的阻力。公开的辩论结束了，暗处的博弈恐怕才刚进入深水区。”
赵海川发动汽车，驶入灯火阑珊的街道：“是啊，深水区。不过，今天台上台下，那么多人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大进展。灯光已经打亮，舞台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各方怎么演了。”
【历史闪回线】
公元1950年初，哈尔滨，一间临时设立的“日军细菌战罪行调查办公室”。
房间狭窄寒冷，墙壁斑驳，仅靠一个烧着劣质煤块的火炉取暖。桌上堆满了各种文件、证物袋、手绘地图和简陋的仪器。几个穿着臃肿棉衣、面容疲惫但眼神专注的人正在工作。
负责人姓陈，是一位从延安过来的防疫专家，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和医学。此刻，他正用放大镜仔细审视着一张泛黄的、边缘烧焦的日文图纸残片，上面有一些模糊的管道和建筑标识。
“陈主任，平房区老乡又送来一些东西。”一个年轻助手抱着一个旧木匣进来，里面装着锈蚀的镣铐碎片、几个破损的玻璃器皿（依稀可见“昭和”、“医学”字样），还有一小卷用油纸包着的、写满日文假名和数字的清单。
陈主任小心地展开清单，对照着自己之前整理的部分资料，手指微微颤抖：“这……这可能是他们某个实验批次的记录残页！看这个编号范围……和我们在西边废墟里发现的那批不明骸骨的挖掘编号，在时间上能对应！”
办公室里气氛一振。自从1950年根据中央指示，开始系统调查日军在东北的细菌战罪行以来，他们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困难：主要罪证在日本投降时被大规模销毁；关键战犯被美国庇护；当地百姓因恐惧和长期信息封锁，许多知情者不敢开口；调查人员缺乏专业法医和考古训练；物质条件极其匮乏。
但他们没有放弃。依靠最原始的方法：走访每一个可能知情的村庄，用真诚和耐心打消老人们的恐惧；一寸一寸地勘察当年731部队遗址的废墟，在瓦砾和冻土中寻找任何可能的证据碎片；请教留用的少数日籍技术人员（非核心战犯），破译零星获得的日文资料；甚至利用简单的化学方法，检测土壤和水源中可能残留的生物制剂痕迹。
“主任，有个问题。”另一位戴着眼镜、负责资料翻译的同志皱着眉头，“我们收集的这些零散证据，虽然能拼凑出一些轮廓，但缺乏最核心的、系统性的实验数据和官方文件。没有那些，在国际上很难形成无法辩驳的指控力。而且，美国方面显然在掩盖。”
陈主任放下放大镜，走到火炉边，伸出手烤了烤冻僵的手指，火光映照着他坚毅的侧脸：“美国人拿走了账本，以为就能抹掉这笔账。但他们忘了，账本记在纸上，更刻在受害者的骨头里，印在幸存者的记忆里！我们没有他们那种‘科学’的数据，但我们有成千上万‘福根’们无声的控诉，有李桂兰父亲那样普通中国百姓亲眼所见的证言！这些东西，也许现在国际上没人听，或者听了不信。但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碎片，一点一点找出来，保管好，研究透。不是为了马上讨还一个国际法庭的判决，而是为了给我们自己的历史、给我们自己的后人，一个清清楚楚的交待！这笔账，别人不算，我们中国人自己，必须算清楚！一代人算不完，就两代人，三代人！账本可以抢走，但记忆，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还有一块证据在，就抢不走！”
他的话，像火炉里蹦出的火星，点亮了房间里每一双疲惫却不肯屈服的眼睛。
是的，条件艰苦，证据零散，国际环境不利。
但有些工作，不能因为难就不做。
有些真相，不能因为别人掩盖就放弃追寻。
这是新生的共和国，对那段黑暗历史做出的最早、也最艰难的回应。
是在冰封的废墟上，用信念和双手，开始挖掘被掩埋的记忆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