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7章 两难平叛计 (第1/2页)

仪凤六年初春，当长安城还在为安西危局、筹建“翊卫”、“龙武”新军的种种争议与暗中筹备而纷扰不休时，一道来自西南的紧急奏报，如同又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本已紧绷的朝廷神经上——黔中道，黔州都督府辖下，爆发“獠乱”。
　　
　　“獠”是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诸多少数民族的泛称，其内部支系繁多，社会发展不一，与朝廷的关系也时叛时附。此次生乱的，是黔州东南，辰州、锦州交界处山区的“五溪獠”数部。起因是当地官府催征税赋过急，加之汉人商贾、地主侵夺獠人山林田土，欺凌其民，积怨已久。去岁冬季大雪封山，獠人食不果腹，而官府胥吏依旧强征暴敛，终于在一个头人被杀后，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
　　
　　乱民起初不过数百，但旬月之间，攻城掠寨，裹挟流民，又联络了周边对朝廷不满的其他獠部、苗部，声势迅速壮大，竟聚众万余，连破数县，杀刺史、县令，焚烧官署，黔州震动。黔州都督府兵力薄弱，仓促征调的土兵一战即溃，只能退守州城，向朝廷紧急求援。
　　
　　消息传到长安，朝堂之上，刚刚为安西和募兵新军争论得面红耳赤的衮衮诸公，又被这新的内乱搅得心烦意乱。相比于遥远西域的败绩，近在咫尺的西南獠乱，对两京的震撼和威胁似乎更为直接——尽管其规模和破坏力远不能与安西的吐蕃、葛逻禄联军相比。
　　
　　“蛮獠无知，小丑跳梁耳！”有大臣不以为意，“命黔州都督府就近调集各州兵马，会同当地土司，速速进剿，旬日可平！”
　　
　　然而，兵部尚书很快就泼了冷水：“黔州都督府能战之兵，不过数千，且分守各要隘，难以集结。各州团结兵，久疏战阵，守城或可，野战难敌凶悍獠人。当地土司，与朝廷本就若即若离，獠乱一起，其是助朝廷平乱，还是趁火打劫，尚未可知。黔州都督府急报中言，乱獠中有熟悉山林、骁勇善战之悍首，且裹挟日众，其势已非小股流寇，恐需朝廷遣军进剿。”
　　
　　遣军进剿？派谁去？怎么派？
　　
　　刚刚还在争论是否要“募兵练新军”的朝堂，瞬间被拉回了一个更现实、更迫切的难题面前。朝廷如今，能直接调动的野战兵力，几乎为零。府兵制崩溃后，中央直接掌控的机动兵力严重不足。南北衙禁军，主要用于宿卫京师，且战力堪忧，难以远赴西南瘴疠之地作战。那么，似乎只剩下一个选择：调派地方节度使的兵马。
　　
　　“陛下，天后！”御史中丞出列奏道，“黔州獠乱，虽为疥癣之疾，然其地处西南要冲，毗邻荆湖，连通岭南，若放任坐大，恐蔓延成祸，阻塞漕运，动摇江南。臣以为，当速发大军，犁庭扫穴，以儆效尤！可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张守瑜，或命剑南西川节度使刘延嗣，就近抽调精兵，南下平乱！此二人麾下兵马精悍，且熟悉山地作战，必能速定叛乱。”
　　
　　此议一出，立刻得到了不少大臣的附和。在他们看来，这是最便捷、最有效的办法。朝廷无需费力筹措粮饷、调兵遣将，只需一纸诏书，命地方节帅出兵即可。既平了叛乱，又彰显了朝廷威严，岂不两全其美？
　　
　　然而，这个看似“最便捷”的办法，却让御座上的武则天，以及站在朝班前列的李瑾、刘祎之等有识之士，心头同时一沉。
　　
　　这正是李瑾之前所极力避免，也预见到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局面之一——朝廷不得不依赖、甚至主动要求地方节度使出兵平叛，从而进一步助长其权势和独立性。
　　
　　果然，这个提议立刻遭到了另一批官员的激烈反对。这一次，站出来的是刘祎之、李昭德等革新派和支持加强中央集权的大臣。
　　
　　“万万不可！”刘祎之声音洪亮，带着急切，“山南东道、剑南西川，本已兵强马壮，刘延嗣、张守瑜此前便有扩军、截留之请。朝廷正宜借机整饬，收其权柄。如今岂可反下诏令，使其提兵越境，征伐他道？此乃饮鸩止渴！”
　　
　　他上前一步，对着御座和满朝文武，痛陈利害：“陛下，天后！诸位同僚！请思之：若朝廷下诏，命刘延嗣或张守瑜出兵平黔州之乱，该以何名义？是‘奉诏讨逆’。然则，兵从何出？必是其麾下私兵部曲！粮草从何而来？必是西川、山南本地赋税，或朝廷另行拨付，或……纵兵抢掠！战事一起，黔州乃至周边州县，军政大权，谁为主宰？必是平乱之节度使！其可借此名正言顺地扩充兵力，掌控地方，干预民政，甚至勒索朝廷钱粮！乱平之后，其功高盖主，朝廷如何赏赐？加官进爵？其权柄更重！若不厚赏，恐生怨望。此非平乱，实乃纵虎为患，授人以柄！”
　　
　　李昭德也接口道：“刘相所言，绝非杞人忧天！昔日魏晋南北朝，朝廷式微，往往倚仗方镇出兵平乱，结果如何？乱未必平，而方镇愈强，终成割据之势，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今我朝府兵虽弛，然中枢犹在，岂可自蹈覆辙？此例一开，日后但凡稍有内乱外患，朝廷无兵可派，难道次次都要仰仗这些节度使？久而久之，朝廷威信何在？天子威严何在？”
　　
　　反对调藩镇兵平乱的理由，直指核心：这将进一步强化节度使的军权、财权、政权，使其更加尾大不掉，甚至可能借平乱之机，将势力扩张到新的地域。这无异于承认朝廷无力直接维护统治，必须依靠地方军阀，是中央权威的巨大挫败，也是向“藩镇割据”的深渊，又滑近了一步。
　　
　　支持调兵的大臣则反驳：“刘相、李公此言差矣！黔州獠乱，迫在眉睫，难道要坐视其荼毒生灵，蔓延成燎原之势？朝廷无兵可派，乃不争之实。难道为了防备节度使坐大，就要眼睁睁看着叛乱肆虐，损我疆土，害我子民？此岂非因噎废食，拘泥不化？况且，刘延嗣、张守瑜，皆受国恩，岂会人人皆是乱臣贼子？朝廷正当用人之际，自当示以信任，用之平乱。乱平之后，或可重加赏赐，或可明升暗调，徐徐图之。岂可因疑生变，自缚手脚？”
　　
　　双方各执一词，在朝堂上激烈辩论。一方着眼于眼前的现实威胁，认为平息叛乱是当务之急，利用藩镇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可以通过事后的政治手段加以控制。另一方则着眼于长远的根本威胁，认为依赖藩镇平叛是饮鸩止渴，会加速中央权威的流失，必须不惜代价，另寻他途。
　　
　　这正是一个经典的两难困境：是借助藩镇的力量先平定眼前的叛乱（先攘外/安内），还是宁可承受叛乱扩大的短期风险，也要先着手解决（或至少遏制）藩镇坐大的根本问题（先安内/解决根本）？
　　
　　御座上的武则天，脸色阴沉如水。她当然明白刘祎之等人的担忧，那也正是她所忧虑的。但反对者的理由同样有力：朝廷现在，确实拿不出可以直接调往黔州平叛的军队。难道真要坐视不管，任由黔州糜烂，甚至波及更富庶的荆湖、江南？
　　
　　她的目光，下意识地投向了李瑾。这个提出“削藩策”、“募新军”的相王，在此刻这个具体而微的两难选择面前，会如何建议？
　　
　　李瑾感受到武则天的目光，心中亦是沉重。他深知这个选择的危险性。支持调藩镇兵，无疑是给他自己极力推动的“削藩”大计一记闷棍，甚至可能让刚刚起步的“翊卫”、“龙武”新军计划蒙上阴影——既然有事可以调藩镇兵，那还费劲筹建新军做什么？但反对调兵，就必须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能在短期内扑灭黔州獠乱，否则就是空谈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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