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5章 弘斥与民争利 (第2/2页)

他的目光转向李瑾，带着深深的失望与痛心：“至于摊丁入亩，以资产定税……儿臣更以为是大谬！租庸调之制，乃太宗文皇帝所定，丁有常役，田有常租，调有常品，法简而明，民知所出，百余年遵行无碍。今弃此良法，舍人丁而计田亩、估资产，其弊有三！”
　　
　　“其一，计量之难，不可胜数！天下田亩，肥瘠不同，水旱各异，产量悬殊，如何能准确核定其值？工商之利，岁有丰歉，价有涨跌，如何能恒定其税？此必致岁岁更张，税无定额，官吏得以高下其手，任意苛索！小民疲于应对，破产者不知凡几！”
　　
　　“其二，此乃朝廷公然与民争利，耗尽天下民力！田亩、资产，乃民之根本，民之膏血。朝廷弃丁税而重资产，是迫使有产者，无论田主、匠户、商贾，皆须将辛苦所得，源源不断输入国库！此非养鸡取卵而何？今日取一分，民力损一分；明日取一厘，民力竭一厘。长此以往，民穷财尽，天下生机将绝！昔日隋炀帝横征暴敛，耗尽民力，遂有天下土崩，二世而亡！前车之鉴，殷鉴不远！父皇，母后，岂可不察？！”
　　
　　“其三，动摇国本，祸乱之源！租庸调以丁为本，民有常役，则知有朝廷；国有常兵，则内安外攘。今舍人丁而重资产，则富者田连阡陌而税轻，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役重！更有甚者，人丁不再为赋役之基，则朝廷何以控民？何以征兵？此非自毁根基而何？一旦国用不足，则必加税；加税不足，则必鬻爵；鬻爵不足，则必……”他猛地顿住，似乎意识到后面的话太过尖锐，但眼中的意思已不言自明——则必横征暴敛，乃至亡国！
　　
　　“父皇，母后！”李弘的声音因激动而嘶哑，眼中甚至有泪光闪动，他再次深深拜倒，“儿臣非敢危言耸听，实是痛心疾首，不忍见祖宗基业、贞观盛世，毁于一旦！所谓新政，名目虽佳，实则乃聚敛之术，与民争利之道！或许可解朝廷一时之渴，然竭泽而渔，民力枯竭，天下怨愤，人心离散，国祚何以长久？昔日管仲、商鞅之徒，虽富国强兵于一时，然其法刻薄，遗祸后世。我大唐以仁孝治天下，岂可效法此等苛酷之术？”
　　
　　“儿臣恳请父皇、母后，悬崖勒马，罢此扰民、乱法、争利、祸·国之政！当以贞观故事为法，省刑罚，薄税敛，劝课农桑，与民休息，选任贤良，澄清吏治。使天下知朝廷爱民之深，恤民之切，则·民心自安，国本自固，纵有兼并，纵有贫富，亦可徐徐图之，以仁政化之，何必行此险峻峻法，自绝于民耶？！”
　　
　　一番长篇大论，引经据典，情绪激昂，将“与民争利”的指控发挥到了极致，并上升到了动摇国本、重蹈隋炀帝覆辙、乃至背离大唐立国根本（以仁孝治天下）的高度。殿中诸臣，无论立场如何，无不为之动容。支持新政者，面色铁青，暗自握拳；心有反对者，则目光闪动，隐隐有赞同之色；更多的则是惊惧茫然，不敢置一词。
　　
　　紫宸厅内，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李弘微微急促的呼吸声，以及御榻上，皇帝李治似乎被这激烈的言辞惊动，发出一声含糊的、意义不明的**。
　　
　　武则天缓缓放下手中的玉如意，那温润的玉器与紫檀案几接触，发出“嗒”的一声轻响，在这寂静中却分外清晰刺耳。她抬起眼帘，目光平静得可怕，看向跪伏在地、肩膀微微颤抖的儿子，又缓缓扫过殿中诸臣各异的神色，最后，落在了眉头紧锁、面色凝重的李瑾身上。
　　
　　她没有立刻发怒，也没有斥责，只是用那平静到极致、却也冰冷到极致的声音，缓缓问道：
　　
　　“太子殿下，忧国忧民，引经据典，慷慨激昂，说得真是好啊。”
　　
　　她的嘴角，那抹冰冷的弧度，似乎加深了些许。
　　
　　“那么，依太子殿下之见，这不清丈，不限田，不更税，放任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贫者无立锥，富者阡陌相连；放任赋役不均，豪强隐占，国库日虚；放任胥吏贪墨，豪强横行，百姓啼饥号寒——待到流民百万，揭竿而起，烽烟遍地之时，我大唐的仁政，德治，又在何处？到那时，太子殿下是准备用你的仁心，去感化那些快要饿死的乱民，还是用你省下的刑罚，去赦免那些即将颠覆江山的‘暴民’？”
　　
　　每一个字，都像是冰珠子，砸在金砖地上，也砸在殿中每一个人的心头。
　　
　　太子的“斥”，与天后的“问”，在这紫宸殿中，轰然对撞。改革的路线之争，以最尖锐、最公开、最不留情面的方式，摆在了帝国最高决策层的面前。而一直病弱沉默的皇帝李治，又将如何面对这来自妻、弟、子之间，关乎帝国未来的根本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