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1章：丽梅整理养父遗物发现更多手稿 (第1/2页)
时序流转，南国的暑气在几场突如其来的秋雨中悄然退却，空气里弥漫着桂花的甜腻与梧桐叶初黄的微涩气息。距离张艳红那场融合南北的盛大婚礼，已过去大半年。日子在“丰隆”稳步扩张的财报、“建国基金”日益深远的回响、以及韩丽梅、张艳红姐妹各自忙碌却联系紧密的日常中，如静水深流般滑过。那些婚礼带来的强烈情感冲击与仪式感，已沉淀为心底温厚而坚实的基底，支撑着她们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继续前行。
一个周六的午后，韩丽梅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公司，也没有安排任何商业会晤。她让司机将她送到了城市另一头，一个颇为老旧的、绿树成荫的机关家属院。这里，是她和张艳红被养父张建国接来、共同生活过几年的地方。那套不足六十平米、位于顶楼、冬冷夏热的老式单元房，在养父去世、养母王秀英搬入康养中心后，便一直空置着。韩丽梅雇了钟点工定期打扫，保持基本整洁，却极少回来。这里封存着太多属于“张家”的、混合着困顿、压抑、却也有一丝微弱温情的记忆，对她而言，并非可以轻松回溯的所在。
今天她来，是因为前几日康养中心的护工在整理王秀英为数不多的随身物品时，发现了一把老旧的黄铜钥匙，用细绳穿着，挂在王秀英一件旧毛衣的内衬口袋里。护工不敢擅动，交给了韩丽梅。钥匙上贴着一小块几乎磨损殆尽的胶布，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模糊的“家”字。韩丽梅认出，这是那套老房子书房里，那个带锁的、笨重老式书桌抽屉的钥匙。那张书桌，是养父张建国当年在单位得了先进工作者奖后，用奖金咬牙买的“大件”，是他少数可以称得上“私人空间”的地方。养父去世后，她们姐妹匆匆处理了后事，带着满心的创伤与决绝离开，似乎从未想过，也未曾有意去打开那个抽屉，探究里面可能封存着什么。
握着那把冰凉、边缘已有些氧化发黑的钥匙，韩丽梅心中并无多少好奇，更多的是某种近乎义务感的驱使。房子空置多年，或许里面还有些需要处理掉的旧物。更重要的是，随着父母年事渐高、身体状况日下，那个“家”在法律和情感上的痕迹，似乎也需要一个更正式的、了结般的清点。她没告诉艳红，不想勾起妹妹或许早已平复的伤感，只是独自前来，像一个冷静的审计员，准备处理一笔年代久远、早已结清却又需归档的旧账。
用钥匙打开锈迹斑斑的单元门锁，一股混合着灰尘、霉味和陈旧木头气息的味道扑面而来。房间因定期通风打扫，倒不算太脏，只是了无生气。老式的家具、褪色的窗帘、印着俗气牡丹花的铁皮暖水瓶……一切仿佛凝固在十几年前的时光里，蒙着一层薄灰。阳光从阳台的玻璃窗斜射·进来，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微尘，也照亮了客厅墙上那张早已泛黄褪色的全家福——年轻的张建国和王秀英并肩坐着，中间站着稚气未脱的韩丽梅和张艳红，背景是某公园粗糙的假山布景。照片上的“一家人”，表情都有些僵硬，眼神飘忽，看不出多少温馨，更像是一次必须完成的、证明“完整”的仪式。
韩丽梅的目光在那照片上停留了数秒，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平静地移开。她径直走向那间被当作书房的小房间。房间很小，只放得下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和一个塞满旧报纸杂志的书架。书桌上空荡荡，只有一层浮灰。那把黄铜钥匙，正好插进书桌中间那个带锁的抽屉。
“咔哒”一声轻响，锁开了。韩丽梅拉开抽屉。
出乎意料，抽屉里并不杂乱，也没有想象中堆积的杂物。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摞用旧报纸包好的书本，几本红色塑料封皮的、印着“先进工作者”字样的笔记本，还有几个牛皮纸信封。书本大多是些六七十年代出版的政治理论读物、工程技术手册，已经发黄脆裂，没什么价值。笔记本里，是养父早年工作的一些技术笔记和会议记录，字迹工整却刻板。
韩丽梅的目光，落在最底层，一个用深蓝色布面包裹、四角磨损、显得格外朴素的扁平方形物件上。她将它取出，分量不轻。解开那已经有些松弛的布结，里面露出一本厚厚的、硬壳封面的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是深棕色的漆布，没有任何字样，边缘已被摩挲得光滑，露出内里的纸板。看起来，年代比那些红色笔记本更为久远。
她拂去封面上的浮灰，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下。午后的阳光正好照在她膝头，将笔记本陈旧的颜色照得清晰。她迟疑了片刻，终究还是翻开了第一页。
扉页上，用蓝色墨水钢笔，以一种略显拘谨、却一笔一划极其认真的字体，写着：
“给孩子们的话（或许她们永远看不到）——张建国记”
日期标注的，正是她们姐妹离开家、南下闯荡的第二年春天。
韩丽梅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攥了一下。那是一种极其陌生、混合着惊诧、迟疑，以及一丝近乎本能的抗拒的复杂感受。她从未想过，那个在她记忆中永远沉默、懦弱、在家庭风暴中心手足无措、只会用“嗯”、“啊”和低头抽烟来应对一切的男人，那个她名义上的“养父”，竟然会用这样的方式，留下文字。
她定了定神，继续往下翻。
接下来的内容，并非连贯的日记或书信，更像是一些零散的、随时的记录和思考。字迹有时工整，有时潦草，墨水的颜色和深浅也不一，显然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心境下写就的。有些页面只是简单的日期和寥寥数语，有些则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
韩丽梅的目光，被其中一页吸引。日期是她们离家后的第一个春节。
“腊月廿九，阴。秀英又哭了，摔了东西，骂我没用，留不住女儿。建军蹲在门口，不说话。家里冷得像冰窖。丽梅和艳红……应该到南方了吧？不知道那边冷不冷，住得惯不惯。走的时候，艳红回头看我的那一眼……我心里像刀绞。是我没用，护不住她们。给她们塞的那点钱，也不知道够不够路费。老天爷，要罚就罚我，让两个孩子在外头……平平安安的，少吃点苦。”
文字朴素至极，甚至有些语无伦次，却像一根生锈的针，猝不及防地刺进了韩丽梅早已冷硬的心防。她仿佛能透过这潦草的字迹，看到那个北方小城寒冷破败的家里，一个无能又愧疚的男人，在妻儿的哭闹与沉默中，独自面对年关的凄清与内心无尽的煎熬。那“塞的那点钱”，她记得，是两百块皱巴巴的纸币，被他偷偷塞进艳红的背包夹层。当时她们只觉得杯水车薪，是迟来而微不足道的、近乎施舍的善意，甚至带着一丝被轻视的恼怒。如今看来，那或许已是他当时所能给予的、沉默的极限。
她手指微颤，继续翻看。
后面一些记录，时间跨度很大。有时是听到某个从南方回来的人提起“好像看到两个年轻姑娘在摆摊，挺像老张家的闺女”，他便记下一笔，后面跟着一连串的问号和对她们境况的担忧猜测。有时是王秀英病情加重，他记录下医药费和自己的无助。也有对***一次次惹是生非、进出监狱的痛心与自责：“是我没教好，是我这个爹没当好榜样。”
但让韩丽梅更加震动的，是夹杂在这些生活琐碎与痛苦自责之间的，一些关于“做人做事”的思考片段。字迹往往在这样的时候，会变得格外认真、清晰。
有一页，标题是“做生意”（他用了“生意”这个朴素的词）：
“听人说，南方现在机会多，但骗子也多。丽梅和艳红脑子活，肯吃苦，但年纪小，怕她们吃亏。几点记下，万一她们以后用得着：一、诚信为本，不赚昧心钱，睡得踏实。二、账目清楚，亲兄弟明算账，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三、看人要看品，小便宜莫贪，大便宜更要防。四、留有余地，晴天备伞，饱时思饥。五、吃亏是福，但不是傻吃亏，要心里有数。六、对下面的人要好，将心比心，人家才肯为你出力。七、有了钱，别张扬，帮该帮的人，做该做的事。八、女人家在外闯荡，更不易，要加倍小心，守住本心。”
这八条，写得断断续续，有些地方涂改了又改，显然是他反复思量的结果。文字粗浅，道理也朴素，甚至有些是那个年代老生常谈的“处世格言”。但韩丽梅看着，心中却掀起了惊涛骇浪。这些原则，与她后来在商海中摸爬滚打、用无数教训换来的经验，何其相似！尤其是第六条和第八条，那份对“下面的人”的体恤，以及对“女人家”闯荡不易的特别叮嘱，带着一种属于父辈的、笨拙却真诚的关切。她从未听养父说过这些，甚至无法想象，那个在家中毫无地位、对生意一窍不通的普通工人，会在无人的深夜，就着昏黄的灯光，写下这些在他看来或许能“保护”女儿们在外不受骗、不走歪路的“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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