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5章：偏远地区，寻找“张艳红”们 (第1/2页)

“建国基金”的三大核心项目方案经过数轮打磨，终于从纸面上的蓝图，转化为厚厚一沓可操作的手册、协议范本和预算表格。然而，张艳红深知，再完美的方案，若不能精准地找到那些真正需要、且适合被帮助的“张艳红”们，都只是空中楼阁。试点地区的选定，不能仅仅依赖宏观数据和专家推荐，更需要一次更为深入、覆盖面更广的实地探访与评估。这一次，目标不仅是云岭县，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偏远的西南山区、西北高原，那些被现代文明之光最微弱触及的角落。
　　
　　这一次的行程，不再是三人小团队，而是组成了一支精干的先遣考察队。除了张艳红、苏晴和安保小陈，队伍中还加入了赵明（他熟悉多个贫困地区情况），以及两位新招募的项目官员——一位是社会学背景、擅长田野调查的年轻女孩小林，另一位是有多年支教经验、擅长与孩子沟通的男老师小周。此外，韩丽梅还通过私人关系，联系了一位常年在藏区做医疗援助的退休医生老唐，他在当地颇有声望，可以作为进入某些特殊区域的“引路人”和“信誉担保”。
　　
　　他们的行程跨越数省，历时近一个月。交通工具从飞机、高铁，换成长途大巴、越野车，再到摩托车、拖拉机，最后往往需要徒步数小时，翻山越岭。张艳红褪下了精致的职业装和高跟鞋，换上了最耐磨的冲锋衣、徒步鞋，扎起利落的马尾，素面朝天。白皙的皮肤很快被高原和山地的阳光晒出健康的麦色，也添了几道被风沙和疲惫刻下的细纹。但她那双眼睛，却随着旅程的深入，变得越来越亮，也越来越沉静——亮，是因为看到了更多真实、具体、活生生的“人”与“故事”；沉静，是因为越发理解到这份工作的沉重与复杂，容不得半点浪漫的想象和轻浮的同情。
　　
　　第一站，仍是云岭县，但去了更深、更远的寨子。
　　
　　这次他们没有惊动镇政府，而是在赵明一位当地傈僳族朋友的带领下，直接扎进了大山深处的一个村落。这里甚至不通车，只有一条人踩出来的、狭窄陡峭的羊肠小道与外界相连。村里的“学校”，是两间用木石垒砌、四面漏风的旧屋，只有一个五十多岁、既是校长也是全部科目的老师、还兼任村医的“全才”李老师坚守。学生只有十几个，年龄从六七岁到十三四岁不等，挤在两个“复式班”里上课。女孩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
　　
　　张艳红在这里遇到了阿夏，一个十一岁的傈僳族女孩。阿夏的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去了山外，她跟着年迈的奶奶和酗酒的叔叔生活。叔叔觉得“女娃读书是浪费米”，几次想让她辍学回家放羊、做家务，都被倔强的李老师和奶奶（奶奶是村里少有的、坚持认为“认字有用”的老人）拦下。阿夏极其瘦小，沉默得像山里的石头，但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在听课时会散发出惊人的专注光芒。她的成绩是班里最好的，尤其是数学，李老师说她是“几十年都没见过的读书苗子”。可她那双本该写字、翻书的小手，却布满了冻疮、裂口和劳作留下的粗糙茧子。她的“书包”，是一个用旧化肥袋缝制的、打满补丁的布包。
　　
　　张艳红蹲在教室外破损的石阶上，看着阿夏在课间飞快地啃完一个冰冷的、硬得像石头的荞麦粑粑，然后又迅速跑回教室，趴在用木板搭成的“课桌”上，用捡来的短铅笔头，在一本皱巴巴的作业本上，认真地演算着李老师写在唯一一块小黑板上的数学题。阳光透过没有玻璃的窗户，照在她专注而瘦小的侧影上，灰尘在光柱中飞舞。那一刻，张艳红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住，疼得几乎无法呼吸。她想起了自己当年在灶火旁看书的那个侧影，想起了那种混合着饥饿、寒冷、以及对知识近乎本能贪婪的专注。阿夏，比当年的她，处境更艰难，环境更恶劣，但眼中那簇渴望的火苗，却同样顽强，甚至更加灼热。
　　
　　“如果她能走出去，接受更好的教育……”李老师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带着深深的无奈和希冀，“可是，就算她考上了镇里的初中，住宿费、生活费……她叔叔肯定不会出。奶奶老了，也拿不出。这孩子，可惜了……”
　　
　　“李老师，”张艳红站起身，转过头，看着这位坚守深山几十年、面容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的老人，声音有些沙哑却异常坚定，“如果，有一个奖学金，能覆盖她初中、甚至高中的全部学杂费、住宿费和基本生活费，还有一个在镇上的‘成长导师’能关心她、帮助她，您觉得，她叔叔和家里，能同意她继续读下去吗？”
　　
　　李老师愣住了，浑浊的眼睛里瞬间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光芒，嘴唇哆嗦着：“真……真的？有这样的好事？那……那当然好！她奶奶肯定同意！她叔叔……只要不让他出钱，大概也不会硬拦着。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啊！”
　　
　　张艳红用力点了点头，没有说更多承诺，只是让小林详细记录了阿夏的信息、家庭情况、李老师的评价，并拍摄了必要的照片（征得了李老师和阿夏奶奶的同意）。她知道，阿夏，将是“基石奖学金”第一批需要重点评估和支持的潜在对象。她的故事，是“建国基金”存在意义最直接、最动人的注脚。
　　
　　第二站，转向西北高原，一个以干旱和贫困著称的县。
　　
　　这里的景象与西南山区截然不同。满目是裸露的黄土、干涸的沟壑、和顽强生长着的、低矮的耐旱植物。风很大，裹挟着沙尘，刮在脸上生疼。他们走访的几个村子，青壮年男性几乎全部外出打工，留下妇女、老人和孩子守着贫瘠的土地。在这里，“女童教育”面临的问题更加赤裸和残酷：很多家庭认为，女孩迟早是“泼出去的水”，在出嫁前，是家里重要的劳动力，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和农活，读书是“耽误干活”。很多女孩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或者干脆没上过几天学。
　　
　　在一所位于乡政府所在地、条件相对好一些的九年一贯制学校里，张艳红见到了马校长，一位戴着白帽、神情严肃的回族中年女性。马校长对“基金会”的到来，既表示欢迎，也带着明显的审慎。“我们这里，女娃娃上学难，不是学校不收，是家里不让来。来了的，也三天两头请假回家干活。老师们磨破嘴皮子家访，效果有限。”她直言不讳，“你们要是真想帮忙，光给钱，可能不够。得想办法，让家长觉得让女娃读书，对他们家有好处，至少没坏处。”
　　
　　在学校的“留守儿童之家”，张艳红见到了十几个正在老师指导下做手工（当地一种特色刺绣）的女孩，年龄从十岁到十五岁不等。她们大多腼腆，手指却很灵巧，绣出的图案充满质朴的生命力。带她们做手工的阿依莎老师介绍说，这是学校为了留住一些可能辍学的女孩，想出来的办法——教她们一点手艺，告诉家长“学这个以后能卖钱”，同时也能完成基本的文化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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