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张艳红尝试向同事借钱的开不了口 (第1/2页)
一、返程火车上的沉默计算
周五傍晚,K字头的绿皮火车在暮色中缓慢北行,车轮撞击铁轨的声响单调而沉重,像永不停歇的倒计时。硬卧车厢里弥漫着泡面、汗味和劣质香烟混合的复杂气息,乘客们或躺或坐,有的在刷手机,有的在聊天,有的望着窗外飞逝的荒凉景色发呆。
张艳红蜷缩在中铺,背靠着冰冷的车厢壁,目光空洞地望着对面床铺下铺一个正在吃火腿肠的小女孩。小女孩大约五六岁,被母亲搂在怀里,小口小口地咬着,吃得专注而满足。母亲温柔地擦掉她嘴角的油渍,低声说着什么,女孩咯咯地笑起来。
那画面很寻常,甚至有些温馨。但落在张艳红眼里,却像一根细小的针,刺在她早已麻木的心上。她想起自己小时候,生病了,母亲也会这样搂着她,喂她喝很苦的中药,然后从皱巴巴的手帕里摸出一颗最便宜的水果糖,塞进她嘴里,说“吃了糖就不苦了”。
那时的家,虽然穷,虽然父母偏心哥哥,但至少……还有一点温度。不像现在,家成了需要她不断输血才能维持的沉重躯壳,而亲情,成了索取时最锋利的武器,和给予后最廉价的糖衣。
她移开目光,望向窗外。天色已经完全暗透,偶尔有零星的灯火在荒野中一闪而过,像被遗弃的、孤独的眼睛。手机屏幕亮着,停留在银行APP的余额界面:63,650.00。
六万三千六百五十。这是从老家返回南城前,她账户里最后的数字。
回去三天,她花掉了两万五千多。父亲抢救后转入普通病房,但情况不稳定,心脏需要放支架,县医院建议转去市里的大医院。检查费、药费、住院费、转院押金……像无底洞,她卡里的钱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母亲只会哭,哥哥只会说“我没钱”“我能怎么办”,所有的压力,所有的决定,所有的账单,最终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
她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把卡里的钱一笔一笔转出去。看着数字从八万多降到六万多,再降到四万多,最后停在三万八。这是她留下的底线——回南城的车费,下个月的房租,最基本的生活费,以及……一丝连她自己都觉得可笑的、对“万一”的防备。
三万八,能支撑多久?父亲在市医院放一个支架,进口的,加上手术费、住院费,至少七八万。后续的康复、药物,每个月又是几千。这还不算家里其他开销,母亲的高血压药,哥哥的“生活费”……
绝望,像车窗外的夜色,无边无际,沉重地压下来。但奇怪的是,这一次,她没有像之前那样崩溃,没有无声痛哭,甚至没有太多的恐惧。只是一种深沉的、冰冷的疲惫,和一种近乎认命的清醒。
她知道,那笔“特殊贡献奖”已经用掉了大半,剩下的撑不了几天。她必须想办法。立刻,马上。
向家里要?不可能。家里唯一的“资产”就是那套哥哥刚交了首付、还没拿到钥匙的房子,而且房产证上只有哥哥的名字。母亲上次电话里小心翼翼地说“要不把房子退了?”,立刻被哥哥在电话那头暴怒地打断:“退什么退!定金没了,首付也白交!我怎么办?我这辈子就打光棍了?!”
于是,母亲再不敢提。只是对着她哭,说“艳红,你再想想办法,你在大公司,认识人多……”
在大公司,认识人多。
这句话,像一道微弱的闪电,在她混沌的脑海中划过。是啊,她在丽梅集团,在“大公司”。公司里那么多人,月薪过万的应该不少吧?也许……可以借?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野草一样,在她心里疯狂生长。借钱。向同事借钱。这是她现在唯一能想到的、看起来“正常”一点的途径。网贷、高利贷,她不敢碰,那是真正的深渊。而向公司预支工资,额度太低,且需要理由,她不想让公司知道她的窘境——虽然苏晴可能已经知道一些,但主动暴露又是另一回事。
借钱。向谁借?借多少?
她的大脑开始机械地、冰冷地计算。父亲放支架和手术,先准备八万。后续药费和康复,每个月至少三千。她月薪三千五,扣掉最基本开销,能剩下一千就不错。所以,她至少需要借……十万?十五万?
这个数字让她自己都感到一阵眩晕。十万,十五万。她一个试用期助理,月薪三千五,向同事借十万?谁会借给她?凭什么借给她?
可是,不借怎么办?眼睁睁看着父亲等死?还是让那个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彻底破碎?
不,她不能。即使那个家给予她的痛苦远多于温暖,即使父母偏心,哥哥无能,但那依然是“家”,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归属、也唯一需要她负责的地方。父亲躺在病床上青灰色的脸,母亲绝望的哭泣,像两把锁,将她牢牢锁死在这个沉重的命运里。
借钱。必须借。
她开始在心里一个个过同事的名字。行政部十几个人,她认识、说过话的,不到一半。李悦,那个坐在她斜对面、性格开朗、偶尔会分她小零食的女孩,算是关系最近的。但李悦也是普通职员,月薪大概四五千,要租房,要生活,能有多少积蓄?开口借十万?简直荒谬。
王姐,部门里的老员工,资历深,工资应该高些,但为人严肃,除了工作几乎不交流。刘哥,IT支持,点头之交。苏晴……她立刻否定了。向直属上司借钱,是职场大忌,而且苏晴那种冷静专业的风格,让她本能地感到距离和压力。
其他部门的人,她更不熟悉。市场部、研发部那些衣着光鲜、谈吐自信的精英们,与她像是两个世界的人,连话都说不上几句。
一圈想下来,绝望感更重。她在“大公司”工作了近三个月,却连一个可以开口借钱的“朋友”都没有。所谓的同事,不过是坐在同一片区域、完成各自工作、下班后各奔东西的陌生人。那些看似友善的点头、微笑、偶尔的闲聊,在“借钱”这个现实面前,脆弱得像阳光下的肥皂泡,一戳就破。
可是,不试试怎么知道?也许……也许李悦会愿意帮她?哪怕借一两万,也能应应急。
这个微弱的希望,像风中残烛,支撑着她熬过了剩余的旅程。她在心里反复演练着该如何开口,用什么理由,承诺什么时候还,利息怎么算……每一个细节都想到,又每一个细节都觉得不妥,都觉得羞耻,都觉得……开不了口。
火车在深夜抵达南城。她背着简单的行李,随着人流走出车站。城市的夜空被灯火染成暗红色,空气潮湿而浑浊。她站在出站口,望着这座她挣扎求生了几个月的庞大都市,第一次感到如此陌生,如此冰冷,如此……令人窒息。
她要去的地方,不是那个八平米的出租屋,而是另一个战场——一个需要她放下所有尊严,向几乎陌生的人,乞求一笔救命钱的,更加残酷的战场。
二、周一早晨的艰难酝酿
周一早晨,张艳红提前半小时到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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